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各地稳增长的序幕也随之拉开。宁波、南京、长沙等地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地方政策，其中，长沙出台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预计未来五年每年投资额在1600亿元左右，而有消息称，贵州或将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拟8月份公布（7月30日《新京报》）。

　　目前，稳增长越来越急迫。从去年就开始下滑的中国经济，虽然今年以来先后出台一系列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措施，但是至今仍然没有稳住。二季度我国经济出现了连续6个季度的下滑状况，并且跌破了8%滑落到7.6%。工业企业经营困难持续，效益继续下滑。电力增长回落幅度大；煤炭销售持续走低，煤炭企业经营困难；钢铁企业库存达到历史最高位，全行业开始亏损，最近一周内，钢价创8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一系列迹象都表明我国经济继续深度下滑不是没有可能。遏制经济深度下滑、稳增长是当前经济工作第一位重要的事情。那么，拿什么遏制经济下滑，拿什么来稳增长呢？

　　受国际经济不景气和欧债危机影响，出口拉动已经彻底靠不住。要求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到内需消费上是我国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但是，这个任务目标是长期的，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为，消费启动受制因素较多，比如：收入增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消费启动不可能立竿见影，而遏制经济下滑又是当务之急，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和化解呢？地方政府自然而然就将目光放在了传统拉动方式的投资上。

　　作为新型市场体国家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城镇化推进阶段，这就决定了投资这驾马车在拉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经济能够保持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与投资快速增长是分不开的。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有其内在需求，对我国经济良性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否认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对资源能源竭泽而渔式的粗放浪费破坏性开发，大投资带来的严重产能过剩，大投资造成金融资产坏账风险，大投资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应对金融危机时期推出的4万亿投资是必要的，一举遏制住了经济下滑局面，但是，其中带来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更主要的是要汲取教训。

　　这一轮经济下滑，中央政府头脑是冷静的，特别是在把控投资这驾马车上较为得当。把投资方向确定在：在建续建国家重点工程；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共设施投资项目等等。但是，地方新一轮大投资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开始涌动。经济下滑、房地产调控等导致地方GDP增速下降、税收减少、土地收入缩水等使得地方政府自动自发出台了以投资为主的稳增长措施。

　　细细分析已经出台或者已经披露的地方政府投资计划，传统做法烙印仍在：过分注重于投资拉动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一些投资规划重现2008年一些地方的离谱做法，比如：贵州提出的3万亿元发展规划；与本地财力严重脱节，比如：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却提出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贵州去年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这本质上是一种大跃进式的投资做法。这种做法的结局无怪乎两种：一种是忽悠，最终流产，另一种是严重负债、盲目扩张投资发展，最终成为一个巨大包袱留给后人并且遗患无穷。因为，要实施如此规模的投资，仅资金来源一项就是一个巨大问题。这将导致要么向银行贷款，要么发债，而无论哪种途径都是高负债投资发展，而最终是要还本付息的，这种债务负担最终要么压垮地方财力，要么形成巨大坏账由银行买单。

　　投资这驾马车不但不能下降而且可适度加快，但要转变投资方式。将过去政府主导的投资转变为市场主导；将过去政府筹资投资转变为以民间投资为主。政府在把控投资这驾马车中要做的就是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比如：高效、廉洁、公平公正的为政作风，抱着真心服务于投资企业的心态，让企业心甘情愿投资。政府要做的是出台吸引投资资本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

　　总之，一定要防止地方政府出台严重脱离本地实力财力的大投资计划，防止地方版“四万亿”盲目井喷式出台。（余丰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