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

　　继微博实名、火车票实名、买菜刀实名的“实名制时代”之后，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摇号时代”。上学择校要摇号、买车上牌也要摇号、购买保障房要摇号……甚至，连小学生在校午休午餐都开始要摇号了。东莞阳光二小的“午托”摇号，方式很与时俱进，却并不被家长理解，受到公众质疑。（8月1日《广州日报》）

　　从实名、摇号等管理手段被广泛复制，可见国内某些管理者对其的迷信和权力的惰性。无论是实名制还是摇号，只是管理的手段，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也许能够发挥效用，但并不是万能的膏药。社会管理理念的简单粗暴，正是孕育“实名制时代”和“摇号时代”的土壤。

　　摇号的手段为何被广泛复制，恐怕是源于社会某些领域资源紧缺的社会背景。正如“午托”本是公办学校的义务，接受公平教育、享受公平路权、居者有其屋等公民权利的实现，也是政府的职能和义务。但面对资源的紧缺造成的权利实现瓶颈，管理者只好以摇号的手段对有限的、优质的资源进行分配以缓解民众的公平焦虑和平等诉求。

　　但，摇号手段的效用，恐怕只能限于缓解不公，并不能消解不公。要实现公平，最终的解决办法还得回到资源扩容和分配机制上来。比如，学校无法履行“午托”的义务怎么办，学校不能把难题抛给学生和家长，摇号看似公平，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午托”理应是学校的义务，是每个学生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摇号公平的背后，实际上是权利的失陷，有何公平可言。要实现公平，校方就应该正视义务和职责，提高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摇号制造的公平假象，很容易造成公共治理的蒙昧。

　　实名制也是如此，不能因为管理的需要，就无视民众的隐私和自由。管控不能代替管理，只有在尊重权利的前提下，手段才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为什么实名制在诸多领域的推行会遭遇民意阻击，原因恐怕在于这虽然是种简单有效的管理手段，却是以牺牲民众权利为代价的。在尚不足以保障公民隐私权和信息安全的环境里，实名制的盲目复制，很可能在权利实现的土壤和社会治理中埋下巨大的隐患。

　　只顾管理的便利，无视权利的隐患；只顾缓解矛盾，制造虚假公平，而不从根源上去消除矛盾实现公平。如此，管理者的理念恐怕永远无法与民众诉求相契合。管理方式的简单粗暴，很容易制造新的公民权利沦陷区，制造新的矛盾和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