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

　　去年4月的一天，开完庭回到办公室稍作休息后，我又像往常那样拿起一本新案卷。粗略翻看了一下案卷，看到又有一个家庭因为犯罪而不完整，痛恨又痛心，内心渐渐开始沉重。

　　案情很简单:2010年4月下旬，王某伙同他人去寺庙偷锡箔灰，后来同伙被抓住，王某逃脱。同伙均承认盗窃事实，并指认王某参与盗窃，但王某归案后拒不认罪，坚持说那段时间他一直在老婆李某的安徽农村老家，帮助岳父岳母种树和帮小舅子在药店卖药，并说李某及家人均可作证。李某在公安机关作的证言也显示:王某和她带着刚满月的女儿从4月初到安徽老家，一直到5月上旬才回奉化。所以王某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我的心里却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随后提审王某时，王某的叙述与以往并无差别，坚称自己被冤枉了。两天后，王某在安徽聘请的律师和我联系了会见王某的有关事宜。为了早日还原事情真相，我决定尽快联络王某的妻子李某。第一眼看到李某，感觉她略带拘谨但神色平静。我仔细听着李某的每一句话，希望从中发现点什么。但李某和王某的叙述基本一致，李某还说她受在城里工作的姐姐指点，在母亲节那天和王某一起买了礼物孝敬她的父母，所以5月上旬前王某确实是在安徽老家。这点她在司法机关工作的亲戚也可以作证。

　　我心里的疑问在继续加大。我决定再次去提审王某。王某将上次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并说母亲节那天他还买了礼物孝敬岳父岳母，所以他是过完母亲节才回奉化的。在提审结束前，我顺便问了一句:你聘请的律师已经来过了吧?王某答:是的。

　　从看守所出来，我觉得我已经找到突破口了。在律师会见之前，王某和李某都没有提到“母亲节”，但会见后，两人像同时恢复记忆一样想起了这件事。在农村很少有人知道母亲节是哪一天，更别提过母亲节了。我以补充证据为由，让律师提交李某家人和亲戚关于王某案发期间在安徽老家的证言。很快，证人证言寄到了，但只有李某年迈父母的证言，两份证言一模一样，有他们捺的手印。但我最想看到的李某在司法机关工作的亲戚的证言却没有。

　　我想我已经接近答案了。再次联系李某，李某如约而至。这次李某不像上次那样淡定，眼神也开始有些躲闪。递给她茶水时我问道:“孩子还好吧?”李某一愣，点点头。我接着说:“孩子还不满周岁很需要妈妈的，我们理解和体谅你作为妻子想保护丈夫的心情。但如果作伪证，不仅救不了你丈夫，可能还会连累自己和你的父母。”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李某大多沉默着，但我能感受到她内心其实作着巨大的挣扎。看到李某的思想和态度有所转变，考虑到李某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我说:“你回去好好想想，有什么想说的随时联系我。”

　　第二天一大早，我接到了李某的电话，她说她在检察院门口。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单位。李某看起来很憔悴，她说:“我昨天一夜没睡，想想还是把事情讲清楚，王某4月下旬确实独自一人到奉化呆了十几天时间。”说完这些，李某长长舒了一口气，眼中有泪花闪现。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不近人情，但我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因为有了李某的重要证言，王某在庭审中最终承认了犯罪事实。开完庭，走在回来的路上，我想:他们以后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但愿他们可以。

　　(作者单位:浙江省奉化市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