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言平

　　继火车票实名、买菜刀实名为代表的“实名制时代”后，我们迎来了一个“摇号时代”。上学择校要摇号、买车上牌也要摇号、购买保障房要摇号……日前，东莞一小学规定，学生在校午休午餐需摇号，摇中的150名学生可留宿学校用餐和休息。校方回应，此举是因学生扩招，而资源有限。

　　从摇号等管理手段被广泛复制，可见公共治理者对手段的迷信。摇号，只是管理的手段，在某些领域也能发挥效用，但不是万能的膏药。社会管理理念的简单粗暴，正是孕育“摇号依赖”怪胎的土壤。

　　摇号被广泛复制，恐怕是源于资源紧缺和分配不公的背景。正如“午托”本是公办学校的义务，公平教育、路权等公民权利的实现，系于政府的责任。但囿于资源紧张，管理者只好以摇号手段对有限的优质资源进行分配，以缓解民众的公平焦虑。

　　但摇号手段，只能制造机会公平，却无法消弭资源配置的均衡化。要实现公平，最终的解决办法还得回到资源扩容和分配机制上来。比如，无法履行“午托”的义务，学校也不能把难题抛给家长。摇号的本质，就是牺牲部分人的权益，去满足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实现。校方理应正视义务和职责，提高服务的能力，避免资源配置只覆盖一部分人。

　　不可否认，资源尤其是许多必需品，分配时“僧多粥少”，是种常见的情形。学校的宿舍、食堂资源或许本就有限，在学生扩招的情境下更是捉襟见肘。但此时，较之于“把蛋糕划分均衡”，更重要的是“把蛋糕做大”。若资源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增长，那在分配上，难免会顾此失彼。设想一下，假如学校中厕所不够，采用“摇号”方式解决，许多学生岂不是要被憋死？

　　只顾管理的便利，制造虚假公平，而不从根源上去消除矛盾实现公平。如此，管理恐怕永远无法与民众诉求相契合。“摇号”对应的舍本逐末脾性，凸显的是某些社会管理者的短视与狭隘。当摇号决定了资源的流向，那些落选者势必产生“相对剥削感”，公平也无从谈起。

　　学生的基本权益，不能由抓阄、摇号来决定。在对“摇号”的迷信和依赖中，公共治理难免出现“割肉补疮”，难免会出现“隔靴搔痒”。并且管理方式的简单粗暴，也正在不断制造新的权利沦陷区，制造新的矛盾和不公。可想而知，“摇号时代”是在制造治理的乏术和平庸。迷信手段则缺乏理性，急功近利则无视义务，在此情景下，公众治理当体现出更多的智慧与张力，保障民众的基本权益，而不是以速成的治理术来追求执行成本的最小化。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