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任国强 文 李胜南

　　虹镇老街，穷也罢、苦也罢，住了几十年，很多人心里还是很不舍的。看着酒桌上兴致正高的父母，瞿永发的女儿说，“弄堂里待惯了，真担心他们一时适应不了公房的生活。门关起来，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认识，怎么排遣啊！现在，各家门都不关的，谁家也没有什么秘密，都知根知底。 ”

　　小瞿今年三十岁，结婚生子，都没离开老街，房子就借在父母家隔壁，住着熟悉，一家人互相照顾也方便。她说，"我小时候，弄堂里的小孩，不论年纪大小，都在一块玩，跳皮筋踢毽子什么的，玩到天黑，都不愿意回家。现在我家豆豆也是，一出去就不愿意回来，以后住公房了，除了在小区里遛遛，剩下的时间，恐怕就只能关在楼上了。 "瞿永发的岳母，80多岁了，住在后面的弄堂里，每天都要过来看重孙。仔细听，老人的口音里还有些苏北腔。

　　这样的四世同堂人家，最老的一辈，大都是解放前后从老家出来，到上海滩闯荡的人。“我们这里，大都是苏北人”，一个居委干部说，“苏北自然条件不好，解放前常发大水，很多人过不下去，只好逃出来，老乡投靠老乡，互相间还有个照应，所以，老街里淮安、淮北、青口的人特别多；出来的苏北人，文化水平不高，到了上海，只能做些苦力活，拉板车、扛大包、擦皮鞋、刷油漆，女的就做帮佣，帮人缝缝补补。这里住的都是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辛苦，赚得钱又少，还让人瞧不起。外人说起来，虹镇老街还是少去的好，不三不四的地方。其实，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实在人，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 ”

　　“当然，这里地方小，翻房子的时候，如果事先没讲好，你多占了我一块砖，我就要占你一块砖补回来，确实挺小市民的，但这也是人性最本能的一面吧”。另一个管治保的居委干部说，虹镇老街上，邻里关系好的不少，但也有因为翻房子占地，邻里之间结怨、兄弟之间反目的。有的人家，上一辈吃了亏，下一辈还要讨还。

　　也有老街的人说，邻居间住得这么近，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但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种磕磕碰碰大都不放在心上。

　　不管怎么说，老街总过了它名头响当当的时候，如今的老街上，剩得最多的是老人。这里最老的人，是1915年出生的，她在外乘凉时，常有人拿着照相机对着她拍，老人也不在意。其实，这回弄堂聚餐的人，年龄都在五十岁朝上了。

　　儿孙们走了，多出来的房子就对外出租了。在这里借房子，最便宜的只要450元，所以，现在的虹镇老街上，有不少操着各色口音的新移民，送快递的、送水的、卖水果的、开店做小生意的。这些新移民，又开始了与最初那辈居民一样的打拼之路。

　　在瑞虹路上一堵写着“拆”字的围墙内，黑色的墨迹写着“高邮理发店迁到天镇路东头，虹镇老街卖馒头门口。”老街的人说，这里动迁，最先赶走的，是那些开小店的外地人，因为要拆了，租约也就自动终止了。他们呢，就像这家高邮理发店一样，换个地方，再开起店来。

　　居委会的人说，这里有上海本地居民1500多户，5500多人；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1200户左右，大约3000多人。也就是说，每5个上海人就对应着3个外地人。

　　结束语：

　　推土机和部落精神

　　□摄影 任国强 文 李胜南

　　最初的虹镇老街，就像现在提起来有些令人不快的城郊结合部一样，人口密度大，生活条件差，治安不好、鱼龙混杂，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地方，往往蕴含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为了生存下去，人们必须得鼓足全身的勇气。

　　像瞿永发他们一样，老街的第二代人、第三代人，已经完全城市化了，适应城市生活，不再有乡音，也逐渐隔断了与乡间的联系。但是，他们的身上，仍然能看到第一代打拼者的影子，顽强，乐观，血性，面对生活，时而露出机智和狡黠。海纳百川的城市，需要的就是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吧。

　　虹镇老街要消失了，但是，新移民还在源源不断涌进城市。 《落脚城市》的作者道格·桑德斯在自序里说，“我发现这种来自乡间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极为相似的城市空间；尽管表象各有不同，但基本功能与人际关系网却因相同的特性而易于辨认。……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事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的暴力冲突的爆发地。 ”

　　推土机，可以铲掉穷街陋巷，但新城市，必须要靠鲜活的生命才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