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勋

　　今年下半年，全国全面启动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工作。8月1日，卫生部发布《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为防止收受“红包”、回扣、过度检查治疗、乱收费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发生，要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8月2日《新京报》)

　　住院先签拒绝红包的双向协议，有点像高考生要签“诚信承诺书”、奥运参赛运动员要宣誓“公平比赛”，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约束，这应该算是有益的尝试。不过，这个协议也难免遭到与“诚信承诺书”类似的质疑，比如，协议缺乏约束力，很可能沦为一种形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收红包的土壤；再比如，就像公务人员不能受贿一样，拒绝红包应是对医务人员的起码要求，这都要写在纸上签字画押，岂不显得太可悲了。

　　我理解这些人的担忧和对职业道德的高标准，但也不应假装看不见现实。医生收红包，虽不能说是普遍现象，但至少是一种“潜规则”，且已成为社会痼疾和医患纠纷的触点，很多人甚至习以为常，不送就觉得不踏实。医生收红包，与公职人员受贿性质相近，而医生手里掌握的是病人生命，医生收红包对世道人心和医患关系的毒害，甚至超过受贿。试想，病人即将被推上手术台，家属一边为亲人的安危担心，一边还要为如何给医生送红包而纠结，那该是怎样的心情。

　　当然也不乏不收红包的好医生，不过，为了照顾病人家属的情绪，也不好当面拒绝，要想办法尽量委婉地退回去：或者转到病人住院费里，或者上交医院。但在“潜规则”之下，不收红包的医生得不到正面激励，反而显得“特立独行”，还得委曲求全去适应规则，甚至发生“医生退红包遭误解，被患者家属打破头”的咄咄怪事。

　　在这种情况下，拒收红包协议至少把这种“潜规则”放到了桌面上。捅破这层心照不宣的窗户纸，病人家属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猜度医生的心思，医生也可以拿出协议，大大方方拒收红包。对于那些习惯了“潜规则”的医生来说，每次签名，也是一种提醒，提醒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天经地义。

　　签字画押并纳入病案管理的协议，也不会完全没用，至少事后出现纠纷可以有据可查。哪怕只是一种形式，有些形式也是必要的，比如公开的宣誓和承诺，可以强化一个群体的职业尊严，形成一定的约束力。

　　当然，拒收红包协议也可能被架空，更无法根除医生收入和付出不对等、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等深层原因，这都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一直有人呼吁，把医生收红包列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加大刑律惩戒力度。这与签署拒红包协议似乎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互相促进，有所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