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

　　8月1日，卫生部发布的《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8月2日《新京报》）

　　在医疗生态的众多病症中，“红包”既是由来已久的旧疾，也是最为复杂、最为纠结的病症。而之所以复杂和纠结，是因为“红包”现象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医患双方共同构建的潜规则。医者索要红包现象日益泛滥，患者送红包也渐成常态；既有病人不送红包医生不好好治病救人，也有医生拒绝红包被患者质疑甚至殴打……医疗“红包”，医患双方皆欲罢不能。

　　医患关系从道义和制度走向利益的近身博弈，恐怕正是“红包”恶疾难以去除的根源。而这种道义和制度之外的关系规则之所以存在，恐怕与信任的断裂有关。对于患者而言，自己是不会治病的。不怕潜规则，就怕没规则，医德沦陷，患者只好从这种隐蔽的议价机制上寻找信任。

　　正因为如此，所谓“医患双方双向签字拒绝红包”的显规则，恐怕很难斗得过医疗“红包”的潜规则。也许，这样的保证和协议从表面上而言，有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作用。但是，我们大可预想这种保证协议实施后可能出现的场景：医德败坏的医者既然向患者索要红包，也就不忌惮与患者共签这份协议，并且签协议也很可能成为这种潜规则的一部分；同样，如果患者对医者不信任，这样的协议并不能为正直的医者提供保护。签了这样的保证协议，并不代表着医患是清白的，只要幕后交易还在、只要医患信任依旧断裂，“红包”现象便很难杜绝。

　　只要医疗信任断裂的土壤还在，医患签字的保证协议就并不能保证什么。当务之急，并不是要书面上的廉洁，而是需要重新让医患关系从私下议价回到制度和道义的轨道上来。只有回到制度和道义的轨道，断裂的信任才能得以弥合，才可能治愈“红包”恶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