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意见稿提出，要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8月2日《新京报》）

　　虽然动机不错，但协议书恐怕无力根治医疗红包。一方面，它是一种柔性的、无约束力的手段，象征性、倡导性大于实质；另一方面，即便有患者“背弃诺言”，医院也没办法。总不能有病人送红包，就列入黑名单不救吧？当然，收红包的医生，事发后定会付出代价——但这又与“协议书制度”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协议书既没有增加有效监管的手段，更不曾完善追责、惩戒的整体架构。

　　“签协议拒收红包”这一尝试，最大意义应在于，着力唤醒从业者的职业尊严。众所周知，当收红包成为公开的秘密，从众沉沦已经是很多医生的选择。此刻，坚持职业操守的压力远远大于随波逐流。从这个角度来看，协议书制度至少增加了医护人员一个自我警醒的环节，“何为对、何为错”的价值判断，在一遍遍的重复“签字”中，有望得到矫正，直至最终步入正轨。

　　推广签署“协议书”，无疑是“以行为反塑认知”。至于能否成功，谁也无法预料。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倘若真想根除“医疗红包”，还要靠日常的监管。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卫生管理部门更不能认为推行了“协议书制度”就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更不能把自己没尽到监管责任推给“他们自己不遵守协议”。管理部门要做的，是在提倡不收红包、重塑职业道德感的同时，加紧日常的监管，一旦发现收红包的医生，就要严惩不贷，该行政处理的行政处理，该以商业贿赂罪处理的移送司法，唯有刚性约束的强化，辅之以柔软的人心力量，医患关系最终改善才真正可期。

　　（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