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名单不再冰冷

　　冰冷的名单，微妙的数字，这看似简单易得的数据信息，背后总存在着利益的纠葛。

　　天灾人祸发生后，谣言也总按捺不住那暧昧的翅膀，煽动着迷离躁动的情绪。

　　其实，公众最想知道的，往往就两个字——真相。

　　但能讲清事实真相，着实需要一份勇气。而这份勇气的具备，除了制度的约束，还需要由一颗坦诚的心来呵护。记者 王斌

　　【生产事故定性】

　　人数——天平上微妙的砝码

　　2012年6月18日，山西省乡宁县人民法院审判庭里，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矿特别重大透水事故案的9名被告人站在了审判席上。

　　如果时间可以穿越，我们最不愿回到的就是2010年3月28日的那个午后。尽管这之后的八天八夜，救援人员救出了115名被困矿工，创造了“王家岭奇迹”。

　　115人被救的背后，我们不该忘记的是，38名矿工，已永远“不能升井”了。

　　回溯两年前媒体的大量报道，有个片段令人记忆深刻。

　　最初，山西官方曾宣称升井人数为138人，被困人数为123人。在最终核实人数后，被困工人由123人上升为153人。国务院一位领导现场质问某位负责人：“被困人数变化这么大，你们这么大的国企为何这么不严肃？”

　　而像这样有关事故中伤亡及失踪人数的“微妙变化”，时常见诸报端。

　　2007年5月25日，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证实，当年5月24日湖南临武县金江镇凤凰岭煤矿发生的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共致7人死亡2人受伤。但矿方报告只有2人死亡。

　　2010年河南渑池“12·7”矿难事故调查组曾于该矿难次日披露，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矿方提供的事故所涉人数一变再变，原矿主还在井下藏匿了4名遇难矿工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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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在其“政务公开”栏目里的“公告公文”一项中，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由国务院通过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而该条例被认为是处理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总则和参考依据。

　　条例第三条规定，生产安全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伤亡人数的不同，对于事故的认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小数字，于是就成了左右天平的微妙砝码。瞒报、谎报人数，于是成了不少生产企业在事故发生后“投机取巧”的一种手段。

　　【真相与谣言赛跑】

　　名单——解开公众疑惑的钥匙

　　2012年6月30日下午，天津蓟县莱德商厦突然失火。

　　然而当火灾扑灭后，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由此引发的舆情火焰又熊熊“燃起”：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细心的网友已注意到，大火6月30日发生，一周之后的7月6日，天津官方公布10人遇难者名单。正是这一周时间里，公众舆论开始浮躁。由于新闻通稿中的死亡数字始终处于“模糊”的状态，“火灾疑云”在民众中不断升腾，而网上另一版本的伤亡结果流传。蓟县有关部门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被网友指责隐瞒真实伤亡数字、屏蔽事实真相。

　　数周之后，北京遭遇罕见的暴雨袭击，遇难者人数亦成为敏感话题，瞬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各种网络段子不断围观，我们不能回避自媒体时代里，浮躁与情绪化的大众心态，但有一个不变的疑问时刻指向着管理层——人数，真相。尤其是7月25日晚召开的灾情通报会，对社会各界关心的最新死亡人数依然避而不谈，更是引发舆论和媒体的强烈质疑。

　　时评作者付小为在大火之后曾就蓟县方面对舆情的漠视做过这样的描述——“按部就班地公布信息，以自己的节奏向外界通报，其间因谣言盛起而处理了个别造谣者，不料不实信息依旧不断出现，直到一些反映实况的视频流出，相关媒体跟进调查，事态才逐渐平息。”

　　灾难，事故，离我们不曾遥远。在一个紧张的救援环境和危机公关时刻，面对如洪水般涌来的谣言，我们需要一把能解开公众疑惑的钥匙。无论是蓟县大火，还是北京暴雨，当遇难者名单公布后，舆情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是一种反思，抑或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形的鞭策。

　　与时间赛跑的，其实除了救援，还少不得那颗敬畏的心，这是对于逝者的生命，也是对于一方百姓。当7月26日晚，央视新闻主播逐一念出北京暴雨遇难者的名单；当7月27日，当《人民日报》及众多平面媒体以表格形式完整登出北京暴雨遇难者信息，我们相信，还有一份敬畏与良知在人们的心头涌动——至少我们没有遗忘，那一串不该冰冷的名单，至少我们还没丢掉，那把可以解开人们心头种种迷惑的钥匙。

　　【政府信息公开】

　　坦诚——管理者高贵的品质

　　2002年，在“9·11”一周年追悼仪式中，2750余名遇难者的名字足足被念了2小时28分钟。

　　公布遇难者名单，成为美国的一种习惯和传统，诵读遇难者名字亦常常出现在悼念仪式上。

　　巧合的是，就在北京暴雨的前一天，7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蝙蝠侠前传3》首映式现场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至少造成12人死亡，50多人受伤。事发次日，美国调查部门就公布了12名遇难者的身份。当地舆论也并未纠结于死亡人数，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嫌疑人犯罪动机和枪支泛滥的社会背景上。

　　相较于美国枪击案有关名单的快速公布，在北京暴雨之后，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曾解释说，之所以公众感觉公布暴雨遇难者人数缓慢，是由于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给遇难者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遇难者身份确认也需要经过反复调查、核实。

　　作为旁观者，我们很难甚至无法再去调查名单公布背后，各种因素的交错与博弈。但我们已开始习惯，公布名单作为危机公关的一种程序，是必要，更是必须。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这从法律上规定了，发生重大事故，信息要“公开透明”。

　　也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有关事故、灾难的信息，开始能够越来越多的被披露出来。灾情的透明，让救援力量可以更有效地介入；事故的明晰，让人们得到更深刻的反思。

　　从2008年到2011年，全国共有30余起特大事故发生，但有媒体调查发现，其中公布了完整遇难者名单的仅有伊春空难、“9·3”长春绕城高速特大交通事故和甬温线动车事故三例。一次次天灾人祸中，管理者与责任方，依旧很难向公众捧出一颗坦诚的心。

　　201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及，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办好政府网站的关键在于及时、准确公开政务信息，倾听群众的意见、呼声和要求，及时讲清事实真相、政策措施、处理结果。只有互动、解决问题，才能吸引群众。

　　正如成都商报评论员徐琼曾说，过去和将来的事实都将证明，信息的饥渴与肉体的饥荒同样危险，信息公开与开仓放粮同样重要。及时公开信息，尽可能防范悲剧的发生，并在悲剧发生后疏导与抚慰社会心理，这是重建公共安全、挽救社会信任的不二选择。

　　能讲清事实真相，需要一份勇气。而这份勇气的具备，需要由一颗坦诚的心来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