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意见稿提出，要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不收、不送红包”协议书将纳入病案管理。

　　医院之内，“红包”竟成屡禁不绝的顽疾。其中或有原因是医患关系的“病变”：“不送钱”，患者难以心安，乃至不相信医生会全力救治；“不收钱”，医护人员极易成为异类，甚至造成自己的患者惴惴不安。可以说，在表面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之外，另一种隐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早已建立。这个 “体系”默认，某些医生贪婪、功利、败德，并据此激励患者“额外付款”，购买本应如此的“治疗”。

　　“协议书制度”是一种柔性的、无法律效力的仪式，象征性、倡导性大于实质。当然，收红包的医生，事发后定会付出代价——但这又与 “协议书制度”有多少关系？“双向签字、同拒红包”，此一画面感、庄严感极强的尝试，最大意义应在于，唤醒从业者的职业尊严。众所周知，当“收红包”成为公开的秘密，从众沉沦、融入浊流，俨然成了不少医生的选择。此刻，坚持操守的压力，可能远大于“随波逐流”。由此观之，引入“协议书制度”，至少增加了一个时时反省、自我提醒的环节，何为对、何为错的价值判断，在一遍遍的重复“签字”中，有望得到矫正，直至步入正轨。

　　推广签署“协议书”，无疑是“以行为反塑认知”。至于能否成功，谁也无法预判。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倘若真想根除“红包”丑态，总该有些附加动作才是：唯有刚性约束的强化，辅之以柔软的人心力量，医患关系最终优化才真正可期。

　　（读者 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