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贵”与“上学贵”

　　●本报评论员 刘凤羽

　　最近在北京中关村，一名将到外地上大学的女孩坚持要妈妈给她买“苹果三件套”(苹果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妈妈认为价格太高，女儿气冲冲地甩下一句“不给我买，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扬长而去。

　　这虽然极端了一点，但在一年一度的高校新生入学季，类似场景并不少见。而今年全国新生采购入学装备，更是拉动了一波“开学经济”热潮。《成都晚报》近日调查发现，各项采购累计算下来，刨开学费，绝大多数新生入学花费需万元左右。当然，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也不在个别。

　　但同样是大学新生入学“装备账”，10年前不过500~1000元，20年前仅仅200~300元，30年前更只有100元左右。30年前后对比，大学新生“学前消费”相差百倍，当今学生开学之“贵”令人咂舌。

　　实际上，不仅大学新生“开学贵”，中小学新生也不例外。历年火爆的秋季“开学经济”中，就频见中小学新生疯狂烧钱的身影，笔记本、手机、名牌服装等一样都不少，“苹果”系列乃至“苹果三件套”也不放过。

　　不必否认，大中小学新生“开学贵”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毕竟，大异于30年前，在当今独生子女时代，孩子升学是天大的事，“再穷不能穷孩子”，纵容消费、攀比消费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如此“开学贵”，分明也是“上学贵”。

　　权威数据显示，1978年~2007年，剔除物价因素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过分别增长9倍、7倍，即便最近5年有所增长，但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倍数也不过10倍左右。收入仅仅增长10倍，大学新生入学消费却增长100倍，二者相差如此悬殊，对家长来说，这也算大学“上学贵”滋味的提前品尝。

　　当然，这种“上学贵”的始作俑者是家长和学生，并非学校、社会等无可奈何的因素，因此属自身可控，无须担心。真要担忧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学贵”。

　　比如大学“上学贵”。前述大学新生，就得向校方交五六千甚至上万元的学费。大学高学费由来已久，早有“世界第一昂贵学费”的雅号。而近20多年来，大学学费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有人批评，大学学费已超过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就算中等收入家庭也难言轻松，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就曾坦言，“我和夫人两个人的工资，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而对于低收入家庭，大学“上学贵”的后果则很可能是因教致贫、因教返贫，毕竟一般农民家庭要供养一个大学生，不吃不喝需13年，扣除吃喝、医疗等开支则要40年。

　　大学教育越来越贵，但各方报道显示，现在幼儿园、中小学花费甚至还超过了大学。以义务教育为例，尽管减免了学杂费，但在城市，家长逐年加大教育投资，择校费、补课费、特长爱好花费等支出庞大；在农村，撤并学校也增加了农民的教育成本。

　　“上学贵”被戏称为“新三座大山”之一，其直接后果是，增大居民家庭负担，在城市，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在农村，让广大学子读不起书而无奈退出——调查发现，六成以上农村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就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了。

　　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捷径，但现在，“上学贵”下走这条捷径成本太高，让“富”的变“穷”，让“穷”的彻底退出，教育作为社会调解器的作用被严重削弱，这已非社会之福。中国教育，加大投入已是共识和必然，但如何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彻底洗去教育身上的铜臭味，从而改变“上学贵”，更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