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净期刊维系学术尊严

悠久的历史，让河大学人少了些浮躁，多了份沉静。

　　□首席记者 姚伟 通讯员 饶海虹 文图

　　引子

　　老一辈学者，讲究的是“文不虚发，有所不为”，要有问题，有思考，有真知灼见，才动笔写文章。曾几何时，教授几为“清高”的代名词。

　　近年来，为评职称凑文章成了颇为普遍的现象，获得教授的过程出现低俗化倾向，既需运作，又需金钱，搞得挺复杂。

　　为评职称而来的人，人数众多，来势凶猛。一些学术期刊“顺势而为”，大搞“评职称工程”，赚得盆满钵满；另一些虽欲洁身自好，怎奈抵不住人情“压力山大”，无奈而为之。“学者”都不尊重学术了，学术期刊不再纯粹，学术的价值无疑面临大考验。有人对此忧心忡忡：“长此以往，学术水平只能越来越下降。现在大学教授（水准）古今中外最低。”

　　曾经，学者们对学术看得很重。已故河南大学教授、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胡思庸，一向主张“文不虚发”，他喜欢跟学生讲他老师嵇文甫的一段话，这话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嵇文甫为纪念他老师李敏修有感而发的：

　　“我们应该知道，学术的确是国家民族的精神命脉所系，学术救国决不是一句好听的单方面话。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一到了所谓‘学绝道丧’，所谓‘上无礼，下无学’，一到了大家都‘不悦学’，不尊重学术，不尊重学者，那就是必亡的征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精神堕落了，腐化了，不肯向上，不求进步；什么原理原则，正当不正当，都不管了。于是乎卑污苟贱，乱闯瞎碰，混、混、混，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所幸，还有不少学术期刊保持着站立的姿态，维系着中国学术的希望。历史悠久的《河南大学学报》，嵇文甫先生首创的《史学月刊》，都在顽强地维护着学术的纯粹性，影响力愈来愈大，成为河大高水平学术活动的平台，成为高校耀眼的亮点。

　　“当主编就是要得罪人的”

　　程民生先生的勤奋，在河南大学有口皆碑。 “程老师过年都不休息，还来办公室忙碌。”听了河大宣传部副部长时瑞刚的介绍，我向程先生求证此事，他不无得意地笑了：“这个楼上我最勤奋。我大年初一不来，三十、初二都来。”指了指屋顶的灯，他补充了一句：“这个楼的灯，都是我关的。”

　　异常的勤奋，加上过人的学术敏锐，程民生的学问扎扎实实。或许是自己下了苦功夫，他也看重别人的真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说，程民生是《河南大学学报》主编的最佳人选。

　　由程先生掌舵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10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

　　这些字眼，一般人看着很陌生，学人们却都知道其分量。

　　按照CSSCI的统计数据，2011年，《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全国高校综合性学报中排名35，2012年更是挺进到25名，不但在河南高校综合性学报中高居第一，也超过了不少“985高校”。在学术界，《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一份令人尊敬的刊物，这份期刊迅猛的上升态势，极大地提高了河南大学的学术声誉。

　　华丽数据的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涩。在人情汹汹然的大环境中，想要维护学术期刊的纯净，绝非易事。

　　“学术期刊办得好，全靠主编得罪人。”程先生说，“我这个做派，全国少有。我太别了，谁来都不行。”

　　学术期刊办得越好，说情者的来头就越大。办刊最重要的，还不在学术眼光和编辑能力，而在学术操守，在强大的个性。

　　程民生退过不少领导的稿子，杜绝过无数次请客送礼。“省内某高校领导打电话，说介绍人来见我。我能让见吗？还不就是送钱什么的？”有人提出让他审阅稿子，给他“看稿费”3000元，如果能发表，再出上万元。对这样幼稚的圈套，他一笑置之。

　　“冷酷”出名后，程民生干脆把得罪人的事都揽了下来，他对编辑部的同事们说，你们亲戚朋友的稿子，觉得不行的话，就以我的名义推了。

　　在稿件质量问题上，程民生绝不妥协。他的道理很简单：“有一个垃圾进来，一大堆都能进来。”“早晚是得罪人，死也要死个烈士。”

　　现在的学术期刊，很多都200多页，发五六十篇文章，“净是钱和人情”。程民生反其道而行之，将《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压缩到160页，每期只发20余篇，都是有分量的长文章。

　　程先生的坚守，使《河南大学学报》发表了一大批具有原创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为河南大学赢得了声誉，也营造了一个高水准的学术平台。

　　“我们说得没有做得好”

　　除了学报，河南大学还有一份“很牛”的学术期刊——《史学月刊》。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量排名中，《史学月刊》连续多年排名历史地理类第一。这份期刊名列“教育部名刊工程”、“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前者全国三十家，河南仅此一家；后者全国一百家，河南仅此一家。

　　《史学月刊》创刊于1951年，原名《新史学通讯》，1957年改用现名。据《史学月刊》编辑周祥森介绍，半个多世纪来，这份期刊“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历史轨迹，它有初期的高潮，也有中期的低落，更有近期的繁荣。”

　　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月刊》发行量曾达到17000多份。这份期刊学术空气浓厚，讨论热烈，注重发表青年学人的文章，帮助不少史学新秀脱颖而出。当今不少史学名家，当年都在《史学月刊》发表了自己处女作。著名捻军史专家江地教授回忆说：“这个刊物在五十年代几乎成为我经常置之案头的必读物之一……我终生以历史科学为职业，这是与《史学月刊》对我的帮助和培养是分不开的。我是用‘栽培’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刊物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

　　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也说：“（《史学月刊》）有的文章，确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所以几十年来，一直获得史学界以及整个学术界的好评。”从《新史学通讯》开始，胡先生就收藏这份刊物，一直延续不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月刊》一度出现低潮，1996年，李振宏、郭常英、翁有为等组成新一届领导班子，刊物开始出现新气象。

　　“李振宏教授是刊物的灵魂和智囊。”郭常英说：“刊物的栏目和大方向都是他敲定的。”

　　1996年，根据史学界已发生的重大变化，李振宏决意调整办刊宗旨和发展方向，他大刀阔斧地对原有栏目进行改革，取消了“教学参考”、“读史琐记”、“历史人物”、“地方史志”、“青年论坛”等栏目，开辟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题研究、史学评论、城市史研究、乡村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新资料发掘与研究、古代知识分子研究诸栏目。这次栏目调整，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受学术界追捧的好稿子。

　　李振宏还设法解决经费问题，让编辑们走出去参加学术活动，结识学界名流，扩大稿源，“全国知名大家都约来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史学月刊》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重视理论创新，重视新的历史研究方式与手段，注意开拓历史研究新视阈，大气、厚重，引领学术新方向。

　　在河大，人们都认为李振宏和郭常英是很好的搭档。李教授是个极端低调的高人，他的眼睛有一种沉静的神韵，和他交谈，让人感到所有的喧嚣和浮躁都远离了。他对所有浮夸的东西看不惯，认为一个人、一个刊物抑或一个学校，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郭常英与李振宏是河大历史系七七级同学，她是位干练女性，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我们有辛苦的付出，有这样的成绩，应该得到的荣誉，为什么不争取？史学不是显学，只能坐冷板凳，编辑们的心都很静，但赢得应有的荣誉，不是更能鼓舞大家的士气？”《史学月刊》进入教育部“名刊工程”，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都是郭常英出面申请、参评，“近几年，我们得到了一个接一个的荣誉，为河大增添了诸多鲜亮的光彩，为什么不可以？”郭常英说。

　　《史学月刊》最近创办的一个文摘类内刊，也是郭常英推动的。李振宏近年身体不太好，每天在学校操场暴走锻炼，郭常英就陪着他一起走，如此暴走了几次，李振宏同意了，办刊思路和方向也确定了下来。

　　在一次全校总结会上，郭常英代表《史学月刊》发言，她的总结以“我们说得没有做得好”为题，赢得了关爱和书记的赞赏。

　　市场化运作促进学术发展

　　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2月，是河南省成立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这是一所市场化运作的文化产业经营单位，建社初期只有5万元资金，如今总资产1.6亿元，年销售码洋1亿余元。

　　虽然经济效益可观，但这个出版社更看重自己在文化和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如马小泉所说：“作为文化人，我们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和文化担当，我们是用商业的手段做文化，而不是用文化的媒体做生意，我们愿在竞争中激活市场，在市场中推动文化，在文化中履行使命，为打造中原出版高地，为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河南大学出版社根植百年老校的沃土，依托河南高校的学科优势和河南大学丰厚的学术积淀，整合出版资源，打造了一系列学术精品，以“元典文化丛书”和“国学新读本系列丛书”为代表的国学典籍与传统文化、以“明伦学术书系”和“中国学术批评书系”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与文化批评、以“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和“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与前沿理论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本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