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庄新立的“吕蒙正故里”碑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引子
一洞“寒窑”,两位书生同窑共读。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殿试,一位被点为“飞龙榜”状元,一位被点为“飞龙榜”探花;而后,就在太宗本朝,一位官拜平章事(宰相),一位担当参知政事(副宰相)。对此,《邵氏闻见录》说得很是清晰:“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土窑)中,与温仲舒读书。其室中,今有画像……(吕蒙正)状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探花),官至尚书(曾官拜参知政事)。”
“飞龙榜”109名进士,太宗朝位至执政者8人。
但是,更多的“飞龙榜”进士走向“江湖之远”,充任府、州,担负起为国守土的责任,其中就有吕龟祥(知寿州,治在今安徽寿县)、韩国华(知泉州)。
吕龟祥、韩国华不显,但是其孙吕夷简、其子韩琦走上了帝国的中枢,成为一代名相。
是先辈为国守土积下的阴德,也是“飞龙榜”造就的政治遗产。
吕龟祥和他的侄儿吕蒙正是同榜进士,其长子吕蒙亨也在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步入殿试竞争状元,不料太宗以“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为由,罢黜了宰执重臣家族子弟们的进士资格,充任地方小官。
“牺牲”了爸爸,儿子才有“翻身”的希望。吕蒙亨长子吕夷简于咸平三年(1000年)考中进士,成为真宗的“托孤大臣”。1022年,真宗驾崩,仁宗13岁即位,刘太后临朝称制,吕夷简拜平章事(宰相),《宋史》评其“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
吕夷简病危辞相,推荐韩琦、范仲淹、文彦博等入朝辅政。
韩琦是韩国华第六子。3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诸兄将其扶养。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弱冠之年(19岁)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榜眼)。其后出将入相,“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宋史》评其“相三朝(仁宗、英宗、神宗),立二帝(英宗、神宗),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奠定两宋走向与性格的,不是太祖赵匡胤,而是太宗赵光义——
太宗即位,3个月,决定开科取士,有了“飞龙榜”;6个月,决定“修书”,有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1年,决定扩建“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有了“轮奂壮丽,甲于内庭(皇宫)”的“崇文院(国家图书馆)”。
“崇文抑武”,文人们的春天来了,武士们的冬天近了。
文臣韩琦与武将狄青狭路相逢于宋、夏西北战场,韩是狄的顶头上司。一次,韩琦要杀狄青部将焦用,狄青向韩琦求情:“焦用有军功,好儿。”
韩琦反唇相讥狄青:“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
当着狄青的面,韩琦斩了焦用。
之后,狄青官拜枢密使,有点儿不服气:“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狄青不服文人,马上就吃了文人的大亏。
文彦博、欧阳修“前仆后继”扳倒了狄青。狄青“出典外藩”而知陈州(治在今河南淮阳),一代名将竟然干起了文臣的活儿。
狄青郁郁而终,死在陈州,享年49岁。
“时也,运也,命也”:赵宋王朝是文人的天堂,而非先前那个只有枪杆子才能说话的五代十国。
少一进士及第,硬不低头,已经不行……
让“官二代”给进士“让路”
狄青战功赫赫。
官拜枢密院使,照理说真的没什么不妥。问题是,枢密院不在边关,而在京都开封。而京都开封,早已成为文臣的“老窝”。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狄青官拜枢密院使后竟然一时兴起,“喷”出来一句没啥用处的解气话:“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作为“被攻击”对象,韩琦沉默不语。他晓得,这就是狄青回应他几年前说的那句“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的气话,比云彩都轻,一会儿就飘走了。
但是,狄青的这句话却成为整个文臣集团不能承受之轻。
说句公道话,狄青这句斗嘴的话,真的触犯了大宋王朝的立国之本——
别说狄青,就是平后蜀、灭南唐的大宋开国名将、太宗朝枢密使曹彬,都不敢说这样的气话。
看到太宗“龙凤榜”取士109人,看到崇文院“轮奂壮丽,甲于内庭”等,国家第一军人曹彬,早就心甘情愿地代表武臣向文臣们低下了头:曹彬无论什么时候走在那一条街道上,只要迎面遇到读书人(不问级别,甚至不管是不是文官)都要礼让,“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
状元是好男儿呢?还是将军是好男儿呢?
自然,都是大好男儿!
这不是个什么问题。
但是,赵宋王朝就是将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搞成了一个300年间都一直在搞的大问题。
而且,还必须搞。
五代十国,枪杆子就是话语权,掌管全国军务的枢密院领袖朝廷;北宋初年,枢密院与中书省分庭抗礼;太宗时期,枢密院已经退居次席。
看上去“分庭抗礼”似乎好一点儿,但是不淑之人偶遇机会,就可能掀起天下大乱。
历史发展到今天也已证明,“军政府”绝不是一个好的国家架构。文官行政系统管理国家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也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客观现实。
但是,在1000年前,好与不好,还难以形成学术共识。
学术归学术,太宗即位后,文臣的春天真的来了。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吕蒙正37岁,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从“状元郎”到“参知政事”,也就走了6年。
吕蒙正如“火箭”般快速升迁,甚至让某些文臣都羡慕嫉妒恨。
《宋史·吕蒙正传》云:“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文臣)指之曰:‘此子(这个小孩子)亦参政耶?’蒙正阳(佯装)为不闻而过之。同列不能平,诘其姓名(同僚为其打抱不平,追查谁在蔑视领导)。蒙正遽止之(急忙制止),曰:‘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为愈(更好)也。’时皆服其量。”
《宋史·吕蒙正传》亦云:“李昉罢相,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宰相),监修国史。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赵普开国元老,蒙正后进……普甚推许之……先是,卢多逊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正七品京官),后遂以为常(惯例)。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脱去平民衣服,开始任官职)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阴谴,乞以臣释褐时官(九品)补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为定制。”
宰相之子授官,不能高于进士。
那么副宰相、尚书等朝廷高官之子授官,品级自然也就低于进士了。
理清“官二代”授官,其重要性也许不低于科举取士。
因为,其扫清了压在进士们头上的“官二代”,拓清了进士们走向未来的征程。
初次入相倒在“反腐”战线上
端拱元年(988年),吕蒙正42岁官拜宰相。
除却革除“补官”积弊,打压朝中重臣“官二代”群体,让“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为定制”外,吕蒙正还积极整顿吏治,向腐败开了火。
但是,上任——反腐——倒在反腐战线上,这成了吕蒙正初次入相的人生轨迹。
因为反腐,有人向太宗打起了“小报告”:宰相吕蒙正以公权挟私报复蔡州(今河南汝南)知州张绅。
张绅贪赃枉法,被人举报。吕蒙正派人查证落实后,将其免了职。
“小报告”云:“张绅家境富裕,不至于贪污,肯定是吕蒙正公报私仇。”——“蒙正初为相时,张绅知蔡州,坐赃免。或言于上曰:‘绅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贫时勾索(求索钱财,借钱)不如意,今报之尔。’上命即复绅官,蒙正不辨。后考课院得绅实状,复黜为绛州团练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谓曰:‘张绅果有赃。’蒙正不辨亦不谢。”
古人常说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吕蒙正这样的人吧。
吕蒙正与温仲舒曾“寒窑共读”,一位中了状元,一位中了榜眼,俩人交情堪称深厚。
走向官场后,温仲舒东窗事发,累年无所事事。
吕蒙正担当宰相后,认为他这个同学很有才干,于是多次向太宗举荐,使其得以入朝为官。但是温仲舒不够厚道,甚至在吕蒙正惹得太宗生气时落井下石——《宋史·温仲舒传》云:“仲舒敏于应务。少与吕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废累年,蒙正居中书,极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论薄之。”
尽管这样,吕蒙正还是在太宗面前一再夸奖温仲舒,以致惹得太宗都不得不提醒其一生都宠信有加的重臣:“爱卿呀,你总是夸奖他,可他却常常把你说得一钱不值呢!”
吕蒙正粲然一笑,说:“陛下,你把我安置在这个职位上,就是深知我知道怎样去欣赏别人的才能,并能让他才当其任。至于别人怎么说我,这哪里是我职权之内所管的事呢?”
闻听此言,太宗仰天大笑。
事实证明,吕蒙正眼光是不错的。
尽管温仲舒有点儿嫉妒的小毛病,做起事还是蛮有能耐的。
无论出镇边疆还是辅政朝廷,其都为大宋王朝稳定与繁荣尽力良多,时人将其与名臣寇准并称,谓之“温寇”。
“虽称誉之,承奉之,亦不为之加喜;虽毁谤之,侮慢之,亦不为之加沮。”——吕蒙正,无愧“真宰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