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复苏的时代我们在补回失去的年华

　　俞立中

　　很多人问：时代变了，大学有没有变？当然，今天的大学硬件条件已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大学责任和义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变的，如大学精神、学术追求、人才培养的责任。

　　下乡：

　　最难忍受未卜的前程

　　我清楚记得1969年7月的一天，行了三天三夜的列车把我们送到黑龙江二井子站，这个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寂静小站顿时沸腾起来。呼吸到了北大荒的气息，眺望着无边无际的田野，我没有欢欣和激动，心绪就如同这茫茫的大草甸，平静而茫然。就这样，在祖国的北疆，我开始了长达9年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战天斗地”生活。

　　那是一个叫长水河的农场，位于黑河地区。农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艰苦的，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感受那种艰辛。盛夏严冬不是下地锄草收割就是上山伐木采石，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对于年轻人来说，生活上的煎熬、体力上的劳累，都是可以坚持下来的，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则是那思乡之苦，那未卜的前程。年月流逝，这种痛苦与日俱增。

　　去黑龙江之前，我是上海市西中学的高中生。 “文革”中断了我们的学习，“上山下乡”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但在艰苦和迷茫中，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强烈的信念，就是要继续学习。上大学始终是我挥之不去的梦。

　　1970年代初，农场开始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由于我吃苦耐劳、表现突出，每年都被知青们推荐上去，但是每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被挤了下来。1973年，当得知在选拔大学生的程序中加上了文化考试环节，这让我喜出望外，我自认为凭真才实学，是不会比别人差的。可是命运偏偏爱跟我开玩笑，竟出了个张铁生“白卷事件”。这位老兄在考试中交了白卷，还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表示对文化考试不满的信，给“文革派”提供了一发重型“炮弹”。就因为这封信，当年的考试作废，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

　　直到1977年，“文革”后拨乱反正，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也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自学高二、高三的各门课程。白天必须努力劳作，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我才可以放心地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翻看书本。经常是打着亮一会儿，赶紧把知识点和习题记在心上，然后关掉手电，躺在炕上反复琢磨、回忆，在心里默默解题。清晨出工前，我把重要的数学公式、物理公式写在手心上，歇息时打开掌心看看，加深记忆。总之，任何支离破碎、分分秒秒的间隙都成了我复习迎考的宝贵时间，但又不能影响工作，不能让劳动表现不好成为不准我报考的口实。说来也怪，那个时候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太想上大学了吧。

　　1978年，我以黑河地区初试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了参加当年全国高考的资格。最后，我被华东师大地理系录取，这恰是我喜欢的专业之一。就这样，近而立之年的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踏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回想自己从自学、复习到考试的高考历程，真的很难，很不容易，今天的年轻人恐怕难以想象。当时，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支撑着我，那就是要把握自己的命运，用知识改变人生。现在想来，曾经走过的那段不平坦的路，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刚毅。艰难的高考之路磨练了我在逆境中前行的能力，增强了我应对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这足以让我受益终生。

　　求知：

　　憋着一股劲玩命学习

　　有人后来问我，当你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回到上海，是否觉得梦想已实现，感到很满足了？我很干脆地回答，怎么可能呢！尽管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生规划这个概念，但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却是实实在在的。记得我还在黑龙江农场时，每逢回上海探亲，新华书店是必去的地方。那个年代，没有太多可选的书籍，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文学、历史、政治、地理、农业、机械、英语，甚至厨师读物都认真地看。憋了十年，进了大学，求知欲爆发，就好像“老鼠掉到米缸里”，用它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不过分。

　　在我眼里，大学是知识的殿堂，这里有很多学习机会。我并没有考虑自己将来会去从事什么职业，而是想怎么用好这些机会，学习更多知识，提高能力，将来可以服务社会，实现人生价值。“文化大革命”磨蚀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年华，十年里我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因为一切都是不可控的。进了大学，发现有那么多感兴趣的东西，有那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更觉得一定要把握好人生机会，充实自己，确立未来的发展目标。

　　进入大学后，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在玩命学习。怎么个玩命？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拿着英语书找个校园角落去背英文单词和课文，然后到操场跑步锻炼、做广播操，再去食堂吃“老三样”——稀饭、咸菜、馒头。早饭后，很多同学就会直奔教室抢前排座位。

　　去自修教室是我们班上大多数人的不二之选，晚上的教室也如同白天上课一样坐得满满的。任课老师经常会在教室里，给我们答疑解惑。有一位老师我至今记得——金祖孟教授，已近花甲的老先生亲自给我们上《地球概论》这门课，当时全国高校地理系的《地球概论》课程都是用他编的教材，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金祖孟老师这样的教师比比皆是，他们同样被“文革”耽误了十年，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看到我们这些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学生，他们也特别投入，一心想着怎么把自己的满腹经纶传授给我们。

　　然而，我们这群学生也不好对付，除了上课提问多、下课缠着老师外，对任课老师还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不久，教师的学术水平、教学能力差别很大，面对这么较真的学生，老师的压力也是大的。我还记得，当年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老师面对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很多新变化，在讲解原理、分析现实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了，大家意见很大。同学们联名向学校提出意见，要求调换教师。有的同学就在课堂上堂而皇之看报纸，表示抗议。后来校领导来听了一节课，觉得是有问题，就换了教研室主任来给我们上课，确实水平不一样，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结果我们还不“满足”，硬要求这位教研室主任给我们连续几个晚上重新补上之前的课程。

　　晚自修结束还不意味着一天学习的结束。熄灯后，宿舍走廊、厕所，都会有一些看书的学生。此情此景，今日的大学生也许只会在考试前夜的“临时抱佛脚”才会出现吧。只能说，那个年代的我们太想读书了，真的是想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周六天工作制，但很多人周日回家也看书、写笔记，不少人干脆不回家。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学习方法如何高效，要想进步快必须有付出，我们是在补回失去的年华呀。

　　整整十年，国人压抑着对文化的饥渴。“文革”结束，那真正是万物复苏的时代。人人都怀着拨云见日的欣喜在重新审视周遭的一切，所以一切都是新奇、美好的，这种对生活的眷恋同样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体验的。我们这代人或许在对人生的感悟上要比今天的青年人早熟也丰富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