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管理，释疑也要听民意

　　□华西都市报特约评论员蒋璟璟

　　9月1日起，《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新国标开始实施，时速在20公里以上、50公里以下，重量超过40公斤的电动车，将被作为轻便摩托车而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由此很多人解读成，“驾驶者要上牌照、考驾照、买保险等。”而在成都等地，交管部门随即表示，“配套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尚未出台，类似强制上牌甚至醉驾电动车要入刑的说法并不准确。”

　　在厘清“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区别之前，很多意见已经想当然地介入了讨论。这也难怪，“电动车”事关万千市民的日常利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注定引发“回响”一片。此轮舆论热潮中，人们从“轻便摩托车”定义的改变，推演出上牌、领照等种种可能，继而发表或弹或赞的观点……但实际上，上述逻辑演绎并不完美，甚至伴有理解的误区。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只是“技术标准”的一种，它尽管是“具体立法”的理论基础，却未必是执法的直接依据。事实上，各地依具体情况制定的“电动车管理办法”，才真正是管理电动车的适用法律。所以，即便新国标将部分电动车列为机动车，也不必然意味着，“电动车、机动车待遇完全等同化”。

　　电动车、机动车，终究差别巨大。若因“新国标”中电动车被列为机动车，就将“机动车管理办法”全盘套用到“电动车”身上，未免太过粗糙。所幸现实中，面对新国标，多数城市已在拟定专门的“管理办法”，用以适应“机动—电动车”的新局面。如在西安，相关负责人就透露，“会针对有关的电动车内容，综合考虑本市的道路特点，尽快出台相关的措施规定”。

　　“技术标准”素来不是地方立法唯一的考量因素。本地的交通状况、市民的诉求，以及执法的成本等等，都是制定“新管理办法”的依据。近几天，公众对“电动车待遇机车化”的猜测、担忧与反弹，就在提示职能部门，在新一轮立法中，要平衡好各方意愿、避免太多人利益受损。毕竟追根溯源，无论电动车新国标，还是新管理办法，无非都是为追求公共利益更大化。

　　电动车，是否要上牌、领照？这，并非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充分讨论、博弈后所达致的“共识”，才能构成职能部门立法、执法的民意基础。《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编制时，电动车厂家组成的利益集团，曾深刻影响了相关进程。但时至今日，新国标已定，“新管理办法”将出，后者关乎公共利益，民声不应缺席。

　　诚然，猜测、联想等应激反应，也是表达倾向的方式，但终究不够直白、不够有力。故而，那些排斥“电动车上牌、领照”的人群，有必要在“新管理办法”面世前更加有效地发声。然而，适当地妥协、互谅或也同样必要！毕竟在一些地方，横冲直撞、有恃无恐的电动车，确乎成为肇祸的高危分子——能否保证各“诉求体”平等博弈是一回事情，而各“诉求体”会否自觉出让利益则是另一回事情。前者关乎程序正义，后者映照公民素养。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