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崇敏：享受卸任后的孤独

　　原标题：罗崇敏：享受卸任后的孤独

9月8日，罗崇敏在昆明滇池度假区实验学校五周年庆典上讲话■ 本版图片 都市时报记者 孟祝斌

（总第1期）

　　■ 本期总编访谈助理

　　都市时报首席记者 刘先兵

　　记者 李晓静

　　用百度搜索“罗崇敏”，除了1450000个相关搜索结果之外，你还会看到与之相对应的一系列热门搜索词汇：“罗崇敏 微博”、“罗崇敏 卸任演讲”、“奇官罗崇敏”、“罗崇敏的去向”……

　　不难看出，这位厅官的卸任，激起了众多网民的好奇心。人们关注他的言论、关注他的从政经历，也关注他的去向。

　　从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卸任，远离权力中心之后，这位颇受高层和民间共同关注的“改革派官员”的下一步将迈向何方？他的种种“特立独行”的理念又该如何继续推进？面对某些官员的偏见和不理解，他报有一种怎样的态度？

　　未见其人，早闻其声。这位60岁老人对云南、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他对官员执政理念、为官之道的种种看法，都将在本报社长、总编辑周智琛与他的对话中得以展现。

　　《总编访谈录》开栏语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新锐，我们要新主流，我们要让你的生活更有意思！

　　总编辑的视野有多宽，往往决定报纸的视野有多宽；总编辑的思想有多新锐，往往决定报纸的思想有多新锐。我们于《奔流杂志》上新开辟的《总编访谈录》，旨在通过新锐人物的对碰，展现智者的思想光芒，丰富读者的视野。

　　今后，我们将通过该栏目，不定期地为您呈现总编辑与政界精英、商界领袖、文化界和民间重磅人物，深入人心人性的精彩对话。为您把握时代脉搏提供另一种途径。

　　人物简介

　　罗崇敏，云南江川人，生于1952年，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一生做过知青、赤脚医生、工人、炊事员、公职人员。30岁拿起初中课本、54岁获经济学博士。他热衷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转而搞起了教育改革研究，率先在全国提出“三生教育”、基本普及13年教育、价值主义教育等教育理念。被媒体誉为中国改革派官员、奇官、奇人。

　　离开权力中心，享受孤独

　　周智琛：在我来云南工作之前就已密切关注您。您曾说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人，但在我看来，罗崇敏内心非常强大，我期待这次的访谈能迸发出强大的东西出来。

　　罗崇敏：我非常乐于接受你们的采访。《都市时报》无论是内容、版式、设计还是宣传方法上都有着非常独特的力量。既具有都市特点，更有思想高度。不管是原来在任，还是现在卸任，我依然是你们的忠实读者。

　　我也借此机会感谢你们对云南教育的关注、宣传，对我自身履职的关注和指导，首先要感谢你们。这次采访报道，首先尊重你们的意愿，尊重媒体的规律。我其实不是搞教育的，我是长期做地方工作的。教育以外的，你们感兴趣的都可以探讨，比如政治、经济等方面。对教育理论的探讨也可以交流一下，这也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探讨。包括对教育时弊我们也可以探讨。《都市时报》也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所以也可以了解我的学习、生活、家庭。

　　周智琛：您的开放姿态让人欣赏，我们乐见您这样的采访对象。到今天，您卸任已满半月，这不仅是一种结束，更是一种开始，肯定有很多体悟。之前您说不想进政协、人大，现在从厅长变成省政府参事，应该也算是得偿所愿吧？

　　罗崇敏：根据体制要求以及我的年龄限定，我必须在60岁时卸任。我认为，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权力或财富的占有，而是取决于他的心态及智慧、价值的释放。尽管我不在领导岗位，实际上我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潜能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渠道释放出来。

　　好多领导干部离开权力中心以后，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样也导致人的健康发生变化。就我来说，我没有遇到挑战，我自认为我的内心是坚强的，心态健康，我所做的一切也无愧于我的岗位和人生。所以我照样快乐地生活，继续释放潜能。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卸任以后，我确实有孤独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孤独，你就去享受吧，享受孤独也许会给自己带来人生的更加丰富和充实。我写过一首歌就叫《享受孤独》，那是我内心的表白。

　　周智琛：卸任后，您的生活、工作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罗崇敏：我生活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我一直在过常人生活，离开这个岗位，也是常态的生活。好像领导一定要大腹便便，有人提着包，有随从跟着，吃饭都有人安排。我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我一般吃饭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就是常态化的生活，也就没有卸任前后生活习惯的调整过程。

　　在工作上，我最没有特点的就是有特点。现在看来工作上的特点也得调整，原来我想做、要做的事情很多，尽管很多事情做不成，我都会努力。现在，我不可能再去调动以前的那些资源去做事，这个方面我得调整。以前我个性鲜明，要求过高、过严、过快，这样富有个性化的工作方式，现在也得调整。这样的调整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那么我就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之前有一些关于我的报道哗众取宠，说我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官。好像我非常严肃，好像我没有七情六欲一样。其实我没有太多可争议的地方，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富有情感、理性、意志力的常人，就是这样。

　　周智琛：卸任后的第一天，您是怎么过的？

　　罗崇敏：2012年8月23日宣布卸任，第二天我照样学习、工作。学了两个小时的英语、读了《价值论》、接受了媒体采访、和三生教育研究会的同志研究了人类教育危机课题。很常态化地展开我新的生活。

　　应该说，卸任以后我的生活、学习、工作的自主性、规律性更强。可能有人认为，离开权力中心，就没有了工作，其实不是。我现在接到了10多个单位的任职邀请，我都一概谢绝。但如果邀请我演讲，我一般都会接受。现在已经排到了10月。我做这些事，主要是想释放我的价值潜能。

　　当省政府参事，弹性大，空间也大

　　周智琛：您卸任后学起了英语，从厅长到学生的转变，会不会感到压力？

　　罗崇敏：由教育厅长变成学生，这个还是会有压力的。我去学英语，我跟老师说，一定要按教儿童的要求来教我。我的英语不可能学到很高水平，但日常交流的语言能力还是要具备的。

　　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学英语，我三岁的小孙孙跑到我身边，要听我讲英语。我告诉他：“不能听我讲英语，公公的英语不行，会误导你。”他问什么叫误导，我解释“就是怕错误地影响你”。

　　不瞒你们说，我学习的任务现在很重，有时候做梦，都会梦见老师要听写英语单词。还是会有紧张感，因为我跟老师说过，你就把我当儿童来看待，ABCD这样开始学。有时候，秘书听见我说出一个英语单词，就会表扬我发音很正确。标准个屁，那是我翻字典查出来的，哈哈。

　　周智琛：我想，您有这么多年的资源积淀，对于60岁后的工作和生活，应该会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主动选择省政府参事这么一个身份来完成您的人生转折？

　　罗崇敏：我也可以选择做其他的，可以到人大、政协。但我觉得人大、政协的程序太多、开会太多，会议

　　只能说官话，而且只能规范地说，自主性会受到限制。我要用三年宝贵的时间，用来学习、研究、传播我的一些理念，包括治国理念、教育理念、为政理念、修身正家理念。在省政府做个参事，弹性大，自主性多，空间也大。

　　当然，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国家督学。我是这样考虑的，人的价值实现，必须有独立人格作为基本条件。有独立人格，你才可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有了价值，你才可能把自身潜能释放出来。

　　周智琛：您讲到省政府参事的身份弹性、空间很大，您现在也在做一些自己想做并且能做得好的事情。在民众眼里，省政府参事这个概念其实很陌生，具体的工作是些什么？

　　罗崇敏：参事确实是鲜为人知的，实际上这个职务活动并不多。也许会为省政府的一些决策或决策的实施发挥参谋作用。但实际上，你发挥不发挥，发挥得了多少，主动权在自己。说直白一点，也许这是一个“关照性”的职务。按道理，60岁是必须退休的，这样你就可以不退休，再发挥些作用。

　　我跟他们开玩笑：克林顿56岁卸任，我60岁才卸任，比他还多干了几年。普京60岁任第三任总统，我60岁卸任。当然这是开玩笑，体制不同。

　　用治国理念执政红河

　　周智琛：您今年刚好60岁，有着非常精彩的人生履历。这些经历中，红河州委书记的任期是除了工人时期外最长的一个时段。您怎么看待执政红河这些年？

　　罗崇敏：不管在什么地方任职，我都会将国际化思维、国家战略、本土行动及现代化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我经常讲一句话：“我是用治理国家的理念，来管理一个地方的。”有人觉得我好高骛远，不是的。我们是大一统的国家，要有国家的理念、民众的立场，你才可能有本土的行动。

　　在红河执政近5年，我始终坚持产业富州、体制兴州、素质强州这样一个理念，主抓产业建设、制度变革、素质提高。说实在话，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国家管理战略思维、战略意识不强，战术用得过多。经常采取“救火”的方式来处理一些矛盾，这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很多领导干部“见子打子”，哪里太阳落就在哪里歇，没有战略思维和眼光，更没有战略责任，很多干部总认为在一个地方呆不了几年。我做的事情恰恰相反，我有我的战略思维、行动和责任。

　　我在红河州所做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昆河高速公路、红河机场、红河大道，还有个旧隧道，那是苏联专家援助我们的那个时期就已经规划好的项目，后来一个也不敢建。三个方面原因，一是没有钱、二是地质的原因、三是山头上几个村子的水源。有领导都不主张建，我就拍板建成了，一直秘密施工。整个隧道700多米，投资7.8亿，将个旧和蒙自两个城市连在一起，原来1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只要17分钟，这个就是战略。而我做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都将是经典之作。

　　此外，红河工业园区，当时国家不批，不允许搞，领导不允许建，我就是要建，还有农业产业化等等。所以我说，在红河州我注重7个方面的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制度兴州。大家一直说科技兴国，我个人以为是不对的，只有制度才能使国家振兴。而真正使一个地方强大的，是素质，包括人的素质、环境素质。所以我要说，在红河州这些年就是以治理国家的理念来管理发展一个地方。

　　以人类价值改革教育

　　周智琛：如果说您执政红河是用治国理念在管理地方，那么您在教育厅的这几年，是怎样推进您的改革的？

　　罗崇敏：在教育厅，我以人类教育的价值来引领我的各项履职行动，所以我在教育厅开展了很多工作，都体现着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着国家的教育意旨，体现着民众的教育期盼。我把三者结合起来履职，又引来很多人不理解。包括我提出的价值主义教育思想、三生教育，还有我推进的各项改革，包括我搞的基本普及13年教育。

　　基本普及13年教育，老师认为我是过于超前、过于理想。跟没有理想的人谈理想，他总认为是空想；跟没有思想的人谈解放思想，他总认为我是不切实际的瞎想；跟没有行动能力的人谈行动，他总认为我太超前。结论就是这样。

　　四年前，刚提出基本普及13年教育的试点工作时，很多领导误认为我提的13年教育是普及13年义务教育，要求我立刻停止，这就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我文件都下发了，不得不搞。

　　基本普及13年教育和义务教育是完全不同的。义务教育的三大特点是免费性、强制性、普惠性，我的说基本普及13年教育重在全面性、基本性、量化性。具体指学前一年入园率达到80%以上，高中三年入学率达到80%以上。我预想，只要持续搞5年，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到现在，我们的高中入学率已经达到75%，学前一年的入园率已经达到78%，而我上任前这个数据仅为48%。那么我再努力一两年，80%是完全可能的。而沿海地区这个数据早已达到90%，这有什么奇怪的，为什么就有人想不通？

　　加之，现在国家规划纲要里面，提出普及15年教育（包括学前3年），我才提了个13年，很多人就不理解了。西藏日前公布了15年免费教育，这和西藏人口少有关系。沿海好多地方学前三年都是免费入学，如广东，这有什么奇怪的。

　　所以我生在一个该生，但不该在这里发展的地方。好多东西提出来，很多人都不理解。你说对不对？

　　落实领导指示

　　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周智琛：您不止一次说“担当生前事，不计身后评”，颇有点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意味。当然人非圣贤，我相信您难免会遇到一些纠结。您一直以改革派的姿态行世立言，面对外界对自己各种各样的评价，您怎么看？

　　罗崇敏：一个人要通过自身的存在来证明自身的价值，不要依靠别人的评价来证明。做事情、研究问题，不可避免要和不同的人、广泛的信息进行交流。过程中面对一些评价，要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关注各个方面的评价。但这些评价，自己要有积极和理性的判断，不能盲目迎合和过分在意。如果迎合或在意，你会动摇信心，甚至失去自我。

　　比如中考改革，有不少的曲解。甚至有的孩子或家长，通过微博或者公开媒体进行质疑，甚至攻击、谩骂。我当然要认真对待，并深入学校调研。听取各方意见后，最后得出结论：改革方向、目标是正确的，改革是改校长、改老师，不是改家长、改学生。

　　出现质疑，是因为推进过程出了问题。三年前就出台了改革方案，但有的州市、学校没有当回事，没做前期工作。突然期终考试，科目由7门增加到11门，这肯定有人会有意见。我一边要求减负，一边增加考试科目。正是老师和校长的观念没转变过来，考试肯定要考，但考试方法也要改，考试难度、时间都得改。将问题集中在一起后，怎么不出现矛盾呢？大家一传，是罗厅长要求改，矛盾集中在我身上也不奇怪。

　　在红河州，我任州委书记不过是履行职责来搞改革，同样引来了那么多质疑和矛盾。听到这样的质疑，我也在反思，并做出了一些调整，也就慢慢平息下来，现在就很正常了。当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攻击的人，你一笑了之，不要当回事。有的领导道貌岸然坐在那儿，实际上没有内涵，他还要指责你，“崇敏，你不要搞乱掉。”有什么乱的，他又不懂。对这样的领导就不屑一顾，但我们要服从、尊重，当然我不一定敬重他。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我都会落实，但怎么落实，我有我自己的价值取向。

　　周智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在您身上或潜意识里，有着非常浓烈的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意识和追求。

　　罗崇敏：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有中国传统官员忧国忧民的特质。我认为，做官不要有过多优越感，反而要有更多忧患意识。做什么官，是一种偶然的选择。但职位所承载的事业必然是要发展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不行的。现在很多官员官不大，架子却不小，不仅是自身，包括家人、亲戚，一出来都是风光满面，没有必要。

　　我爱人跟我一起生活，从来不用我的车，都是坐公交。下面的人买点菜送到家里，爱人就把菜退还到单位食堂。我儿子高考那天下着雨，他发着近38度高烧，我是县委书记，也有专车，我就租了个摩托送他去考场。就给他两句话：“这些题你都会做，你没有病。”我女儿上大学，是我和爱人在街头拦了公交车，让她自己坐车到昆明。有人说我做秀，我从副科长到现在都是这样要求自己。我做秀会做一辈子秀？那也太折磨人了，没有必要。

　　当然，我也不可能像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是我在任何岗位上履职的忧患意识是强的。

　　官没有做大，但把事做大了

　　周智琛：您说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做官，不完美的就是没有把官做大。没有把官再做大一点，会不会是受您的一些个性牵绊？

　　罗崇敏：我履职的个性对我升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不太大。至今，我没有请任何一个省领导吃过一顿饭。现在潜规则强势于显规则，很多事情都是在餐桌上解决的，但我不喜欢利用餐桌文化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在每个岗位上，我还是充满信心地开展工作。

　　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领导表面上支持我的工作，背地里又在反对。有一次我搞了一次国际性的高峰论坛，这个会我准备了两年，也邀请了一些领导。结果会议召开前一个晚上突然来个批示，说不允许开这个会。领导来不来无所谓，有些领导来了也不会为这个会议增色，不来也不会减色。这些都不会影响我，该做还得做，会议反响还很大。

　　当然，你也得有个积极的心态，不能领导不来或不重视你就不干工作不改革。

　　在改革方面，我的确会因为我的个性受到一些影响。可我照样推进一些工作，这并不能说我不尊重领导，我非常尊重，该汇报汇报、该请示请示。这些都是程序，没有必要搞那些歪门邪道。我敬重的是人的品格、能力、智慧，并不是他的权力、财富。我喜欢光明磊落。包括许多对我的“不理解”，都是不能抬上“桌面”的。

　　周智琛：以您的抱负、能力、能量，您会不会觉得做到一个厅官会有遗憾？如果能做到更高的位置，是不是可以实现更多的抱负？

　　罗崇敏：在中国，在官本位观念非常浓烈的时代做官，我不赞同孙中山说的“不要想做大官，要想做大事”。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做更大的官，就可以做更大的事啊！做这些事不是为个人，是为人类、为国家、为民众。能当更大的官何乐而不为呢？那么，我官没有做大，我把事还是做大了，这点我感到很欣慰，没什么遗憾的。官做得大不大，不是个人想的，是各方面条件的产物。你的事做得大不大，只要组织给你这个条件，群众赋予你这个权力，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

　　周智琛：您年轻的时候是否就有某种抱负，想要从政，想要得到，想要站到一种很高的高度，甚至是当个高官什么的？

　　罗崇敏：没有想到，也没有这种抱负。所以我现在也比较反对在中小学里搞什么人生规划教育，包括大学里搞。怎么会规划呢，你规划得出来吗？这个实话实说，我每一个阶段都有我自己的追求。知青年代我的追求就是能够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为贫下中农服务。我还有个追求，就是自学成为一名中医。

　　周智琛：那您现在懂中医吗？

　　罗崇敏：我知道一些基本知识，中医入门我学了好多次了。有些中医经典当时烂熟于心，现在忘了。中医实践几乎没有搞过，但17岁当赤脚医生时，我帮人接生过孩子。所以我第二个孩子就是我自己接生的。那一次就拿着医生手册，拿着酒精棉球，一边看手册一边接生。当时只有这个条件。

　　周智琛：那您后来的追求又是什么呢？

　　罗崇敏：在化肥厂我的追求是多学技术，有一天能够当上生产调度员和车间主任。多一些技术，可以做很多事情。到了江川一中煮饭，我发现师傅和工厂的师傅不同，化肥厂的师傅是很有尊严的，在学校地位不同，只是个炊事员，那时我的追求就是当个老师。我一定要自学，所以我30岁拿起初中课本，一直学到54岁，拿到了博士文凭，我的追求就是当一个老师。

　　周智琛：您当时的追求是当教师，为何后来又进了政府？

　　罗崇敏：最开始是在政府做秘书，当时还是很兴奋，37岁时。县里要在工人里面选一些人去考试，到玉溪市委党校学习，毕业后做党校教员。虽然我是炊事员，但我受到了地区、省上的表彰，这是很不容易的，人家就推荐我去考试，结果拿了第二名。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拿到了3个专科文凭，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秘书专业专科文凭。读书真的很辛苦，当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离家只有30多公里，一个学期只回家一次。

　　市委党校毕业后，党校希望我留下工作，任个副科，而且承诺保送我去重庆读研究生。这个时候，县委组织部来人要调我回江川。我只能服从组织，回到江川进了县委党校。但因学过秘书专业，很快又被调到县政府做县长秘书。做领导的秘书，升迁当然也是很快的。

　　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受宠的一次经历。

　　（下转A2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