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将军肚是一种病
和大多数学者不同,保罗·弗伦奇研究中国的工具是一把“尺子”。
这把“尺子”测量的是中国人的腰围。根据他引用的数据,目前中国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从1985年的63.5厘米增长至76.2厘米,这意味着,在短短27年的时间内中国男人的腰粗了20%。与弗伦奇共同完成著作《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另一位作者马修·格莱博表示,“肥胖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系统的一枚定时炸弹。 ”
过去将军肚是福气
现在肥胖成了疾病
作为一个“中国通”,弗伦奇发现自古以来,大胖子在中国就是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我很喜欢用富态这个词作为书名。”格莱博表示,“它很好地反映了过去中国人对于肥胖的态度。 ”
尤其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膀大腰圆的身材更是被人们艳羡。“那时‘将军肚’可是个褒义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顾东风教授笑着回忆道,“人家会说你有福气,要是太瘦人家则会说你骨瘦如柴。 ”
但从杨柳蛮腰到大腹便便,中国人只用了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02年这10年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人口的超重率增长了近40%,肥胖率增长了近100%。
体重指数(BMI,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是判断肥胖的主要标准。按照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肥胖问题协作组的推荐,这一指数超过24的成人可被视为超重,超过28可判定为肥胖。
早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在一份报告中将肥胖定义为疾病。在卫生部2003年发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中,肥胖也被列为一种疾病。
尤其是“啤酒肚”所体现的腹内积聚脂肪,即所谓中心性肥胖,更容易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中心性肥胖导致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病的危险更高。目前中国的肥胖人群中,八成以上存在这种肥胖类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教授陈超刚告诉记者。
2009年,包括国际糖尿病联盟和世界心脏联盟在内的多家组织共同发表声明,不同族裔人群的中心性肥胖,应采取不同定义标准。中国中心性肥胖是指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0厘米。顾东风教授指出,按照这个标准,本世纪初我国35~74岁成年男性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为16.1%,女性患病率为37.6%。换句话说,我国已有近4000万名男性和9000万名女性处于危险之中。
饮食结构改变
从不参加锻炼
在物质资源极大丰富的同时,变粗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腰围。弗伦奇还注意到,近年中国城市中C、D、E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不断增加,而A、B罩杯的文胸销售量却一直在减少。在衬衫制造企业的产品目录中,大领口衬衫正在占据主要地位。
从事心脑血管研究近30年的顾东风介绍,肥胖很容易引起血压高、血脂高和血糖高。这“三高”会造成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就像水管里的斑斑锈迹。这些“锈迹”脱落下来,就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脑子里就是脑溢血。另外,这些脱落下来的“锈迹”还会堵塞血管,造成脑栓塞。如果堵塞发生在心脏就是冠心病。
腰围的增大往往预示着更大的风险。“十一五”期间,顾东风带领团队随访了两万余名年龄在35~74岁之间的人群。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他发现相比于腰围正常的人,中心性肥胖患者罹患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普遍增加30%~50%,随着腰围的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也在逐步攀升。
在英国学者格莱博看来,造成中国人日益“心宽体胖”的罪魁之一是饮食结构的变化。 2003年,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来福士广场开业时,他注意到那里售卖来自美国的热狗、土耳其烤肉、超级汉堡包和哈根达斯冰淇淋,却几乎没有中式餐饮。
与饮食结构同时改变的,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最新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有83.8%的成人从不参加锻炼。
“如果周边缺乏运动的场所,人们就要回家看电视,看电视就要吃点东西,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裕明教授再三向记者强调,“很多人认为肥胖是个人的好吃贪吃造成的,不是这样的,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 ”
孩子喜欢吃洋快餐
小心步美国人“后尘”
在父辈们的腰围越来越粗的同时,弗伦奇和格莱博还注意到,中国的“小胖皇帝”越来越多。根据疾控中心的有关数据,我国17岁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超过55万人。国际肥胖研究协会主办的《肥胖综述》月刊日前公布研究报告也显示,中国有12%的儿童体重超重。
这两位消费者行为研究者发现,在中国许多消费决策是由孩子掌控:“孩子们会要求在必胜客而不是街角妈妈喜欢的成都小吃就餐。”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助理研究员翟屹感到忧心忡忡:“如果不改变孩子们喜欢吃洋快餐的习惯,等到一二十年后,我们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也会变得和美国一样。”
作为超级肥胖大国,美国大约3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人肥胖。1999年,美国与肥胖相关的各项医疗保健费用总额高达1022亿美元。本世纪以来,美国医疗保健支出的四分之一都用在肥胖症上。
“在研究层面,我们的学者并不比国外专家水平低。”翟屹告诉记者,“学者们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指南,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推广它们。”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