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挡住冲击使馆乱兵

　　原标题：五星红旗挡住冲击使馆乱兵

　　9月14日，外交部将举办公众开放日，这次开放日的主题是“走进中国外交官的世界”。外交官总是充满神秘感。由于身处异国、有时甚至是敌意很强的国家，不免会产生一段段传奇。

　　熊向晖：

　　从王牌特工到驻英代办

　　熊向晖的故事，实在太过传奇。熊向晖（1919－2005），原名熊汇荃，安徽凤阳人，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进入胡宗南部队服役；1939年3月从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毕业后，长期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等，一直到1947年5月。其间，为我党我军搜集了大量情报。胡宗南的作战计划，下属指挥官还没看到，毛泽东手里就已经有一份了。胡宗南对这个亲信十分信任，1947年7月还公派熊向晖去美国留学。他是中共情报“后三杰”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王牌特工转行成了外交官。1949年开始，熊向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开始了20多年的外交生涯。在诸多重要的外交场合中，熊向晖都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1954年日内瓦会议，他是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主要负责新闻招待会，回答各路记者提问；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代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担任“总理助理”，负责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此外，他还担任过驻英国代办、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等。1982年，他从调查部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退休后，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党组书记。

　　按理说，熊向晖这样的传奇人物，应付外交事务要轻松许多。不过，他也曾险些失手。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做技术安排，负责接待的正是熊向晖。美方希望通过卫星，在美国转播尼克松访华的盛况。可当时中国没有通讯卫星，黑格便提出，美国提供卫星和技术支持，中国只需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修建地面站即可。熊向晖觉得，既然如此中国不必花大价钱租卫星，便向总理打报告。结果他被总理批评。租卫星涉及到主权问题，不是花钱的问题。于是，总理提出，请美方负责给中国租一个卫星，并提出要求：1.租期内卫星所有权属中方，美方不得插手；2.费用要合理。这给了黑格一个下马威，结果美国完全同意中方意见。【资料来源：《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作者：熊向晖】

　　袁仲贤：

　　“将军大使”摸“老虎”屁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出现了一批原为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外交官。当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建设一支属于自己的新型的外交队伍。本着这种意见，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精心挑选了11名兵团级指挥官担任第一批驻外大使，也就是常说的“将军大使”。同时调拨了一批师级干部，担任各使馆的参赞、武官、秘书。这些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形成了当时外交部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些“将军大使”们没干过外交，有的接到调令后还闹情绪，但个个都不含糊，每人的经历，几乎都是一部传奇。其中，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904-1957），在干外交前就经历过一次外事谈判，对手正是印度的“老主子”——英国。

　　袁仲贤所经历的，正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英国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顾警告强行溯江而上，进入解放军控制区的江面，横行无忌并与我军发生炮战。该舰所在区域由解放军第八兵团负责，兵团政委正是袁仲贤。几个回合下来，第八兵团不仅把“紫石英”号打瘫在江面上，还连续击伤、击退英国援助舰队，并炸伤2个舰长，吓退1个司令。

　　炮击“紫石英”号，震惊了世界。为了把自取其辱的“紫石英”号拖回来，英国开始与解放军方面谈判。中方由袁仲贤、康矛召等负责与英方交涉。由于双方分歧极大，谈判拖沓冗长，延续数月，双方唇枪舌剑，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最终，此事件以“紫石英”号趁夜潜逃而告终。

　　刚到外交部时，袁仲贤的老战友、另一位“将军大使”黄镇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你和英国人打了好几个月的交道，干外交是老资格，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袁仲贤爽朗地答道：“不打不相识，不谈不相识，老虎的屁股摸一摸，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资料来源：《紫石英号事件之谜》】

　　彭剑华：

　　窃听器打进我使馆墙壁

　　上世纪70年代，中苏之间正值冰河期，再加上中国国内处于“文革”动荡中，外交活动中意识形态冲突较为明显。1971年，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当年11月7日上午，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一些中国青年外交官参加完“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后回到使馆，在接待室小坐。正在大家热烈讨论时，随员彭剑华发现，正前方原来放置书架的墙面上，有一个白点。

　　外交官的职业习惯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并且要善于思考。彭剑华走上前仔细观察，发现这个“白点”类似一个塑料吸管，露出墙面约一毫米。他用手一按，那吸管便被按入墙内，一撒手又弹出来。他便和同事赵英琦一起，将情况反映给大使赵禁。赵大使的第一反应，是使馆隔壁有人窃听，那个“吸管”是窃听探头，之所以露出墙面，是因为计算误差。

　　发现这个探头，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考虑如何把窃听装置取下来。大张旗鼓显然不行。于是，使馆决定，在夜半时分动手。一个周末，午夜时分，彭剑华、赵英琦和另外两人，手持铁条、凿子、铁锤，摸黑进入接待室。另外几个人爬到楼顶上，观察使馆隔壁的动静。为了防止暴露，彭剑华他们紧闭门窗，只开手电，一下接一下地凿墙壁。由于墙壁较硬，进度十分缓慢，一个小时才凿进半尺。这难免让人急得下重手，于是声音越来越大。行动暴露了。

　　凌晨一点，中国使馆周围来了几个便衣。不一会儿，使馆隔壁的房顶上，也爬了五六个人。他们不时向中国大使馆张望。更严重的是，凌晨两点，隔壁也开始凿墙。彭剑华他们从声音判断，对方工具好进度快，给中方造成很大压力。凌晨三点，双方的锤凿声已越来越清晰。局势已经刻不容缓，凿墙的外交人员，不顾天气寒冷，拼命抢进度。他们一个接一个，轮流抡铁锤，轮流举手电，使出了全身力气，要抢在敌人之前把窃听器拿到手。功夫不负有心人，眼看墙壁快要凿通，只听哗啦一声，一个小方盒露出来，被我方人员一把抓住。后来，保加利亚方面特意派人来使馆“参观”，但毫无收获。尽管如此，使馆里出现“施工”比赛，还是让人后怕。【资料来源：《国际风云中的中国外交官》】

　　安国政：

　　五星红旗退乱兵

　　驻外的外交官，有时还可能遭遇战火。1978年，时任乌干达总统的阿明，为了转移国内压力，于当年10月29日出兵邻国坦桑尼亚，占领了坦北部边陲重镇尼亚卡尼亚西。1979年1月，坦桑尼亚军队和乌国内反对阿明的“乌干达解放阵线”组成联军，开始大举反击。联军兵分三路，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失地，并攻入乌干达，向其首都坎帕拉逼近。

　　坎帕拉位于维多利亚湖北侧，由九座山丘组成。科洛洛山是其中最大一座。山上设有乌干达总统府、电视台和各国驻乌外交使馆。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位于半山腰，三座英式别墅顺山势横向一字排开。当时中国驻乌大使刚刚病逝，新大使尚未来得及任命。安国政参赞担任临时代办，统领使馆工作。

　　从3月25日开始，坎帕拉周围发生激战，首都一片混乱，商店关门，市民出逃，各国使馆人员也纷纷撤离。鉴于局面突然失控，安代办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成立“战时应变指挥部”，下设对外联络组、安全保卫组和后勤保障组。全使馆23人，打破部门界限，重新分工，统一调配。3月30日，炮弹开始从使馆上空不断飞过。安代办便指挥全体人员在半地下室集中，防范各种突发情况。鉴于局势恶化，安代办决定在使馆正门和两侧旁门上各挂一面五星红旗。在三个铁栅栏门上分别悬挂上大牌子，上面用英文和斯瓦西里文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同时，安全保卫组加强昼夜值班和院内巡逻。

　　一天下午三点多，一辆国籍不明的军车停在使馆大门口，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大兵跳下车，要武装冲击中国使馆。安代办见状，立即下令全体出动，保卫使馆，要尽全力拖延暴徒，确保使馆核心机密得以销毁。千钧一发之际，“奇迹”发生了。一辆军用吉普飞驰而来，车上跳下一位军官，居然向使馆翻译立正敬礼。原来，这位坦桑尼亚军官6年前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他负责指挥眼前这支部队。他看到使馆门口飘扬的五星红旗，才赶忙过来约束手下士兵。五星红旗退乱兵，生动地表明，国家才是外交活动的坚强后盾。【资料来源：《坦乌之战中的中国外交官》】J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