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如何回应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

　　原标题：政府应该如何回应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

　　本报评论员

　　今日社评

　　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并非在公开本身，而是通过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政府工作情况，解除公众对政府及官员的疑虑和误解，增加政府、官员与公众之间的互信。

　　9月1日，三峡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刘艳峰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个人2011年度工资。（相关报道见A22版）

　　因在延安“8·26”车祸现场面带微笑，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瞬间成为网络“名人”，随后又被细心网友“人肉”出在不同场合佩戴11块不同的昂贵名表，进一步引发公众对其真实收入或有无贪腐行为的强烈质疑。刘艳峰的申请，无疑代表了众多普通百姓的意愿，公众和舆论与刘艳峰一样，对陕西省财政厅的答复充满期待。

　　9月18日，刘艳峰接到陕西省财政厅的电话，称回复已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寄出。对此，刘艳峰表示，“在我的意料之内，但也很激动，希望快递能快点拿到手上。”9月20日，刘艳峰终于收到期待中的特快专递。但与刘艳峰此前的激动心情不太相符，回复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现行《条例》按照“列举法”，对政府应该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有限列举，而政府官员的工资收入，也确实不在列举之列。以此为据，陕西省财政厅的答复似乎有法可据。

　　然而，陕西省财政厅的答复，却又分明有违刘艳峰和更多公众的期待，甚至再次动摇了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和打击腐败的信心。其间的原因，值得认真反思和对待。

　　首先，陕西省财政厅的答复看似有法可据，实则禁不起推敲。《条例》中的有限列举，针对的是“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而对于公民“申请公开”的信息，《条例》没有明确的列举，却有例外排除的规定：“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如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按规定不予提供，可告知申请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以此衡量，公开杨达才的工资收入，显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理当不在排除之列，也就应当归入可公开之列。可公开而不公开，用《条例》便无法解释。面对公众的合理诉求，法律不应该成为“挡箭牌”。

　　其次，即使出于某种顾虑以致不便公开杨达才的工资，财政厅的答复也应该力避冷冰冰的公文腔，尽量向提出公开申请的公民耐心说明情况，取得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谅解。

　　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并非在公开本身，而是通过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政府工作情况，解除公众对政府及官员的疑虑和误解，增加政府、官员与公众之间的互信。这既是对公众的负责，也是对官员、政府的负责。对于杨达才而言，既然公众已经产生疑虑，公开其正当收入就更为必要。用公事公办的态度拒绝公开，反而不利于公众消除疑虑。

　　实际上，杨达才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公开”其收入，其自称年收入“十七八万元”，也是试图以此证明其合法收入足以支撑对名表的爱好。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政府正式渠道的信息公开，是消除负面影响、澄清事实真相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