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廉政史鉴》出版 以史为鉴散发制度反腐文化魅力

　　原标题：《中国廉政史鉴》出版 以史为鉴散发制度反腐文化魅力

　　原标题 以史为鉴:散发制度反腐的文化魅力 反腐专家李洪峰认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有亮点也有缺陷

　　被称为“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面貌的鸿篇巨帙”、“一部填补廉政文化研究空白的传世之作”的《中国廉政史鉴》近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全书共计400多万字，共16册，分为“思想理论卷”、“典章制度卷”、“历史人物卷”三卷。12日，文化部专门为《中国廉政史鉴》召开出版座谈会。14日，《中国廉政史鉴》的主编，中央纪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李洪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全面反映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面貌

　　《绿海副刊》:我们知道，您是一位廉政研究专家，著有《廉政论》、《深入学习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理论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等研究廉政的专著，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决定要主编这部《中国廉政史鉴》?

　　李洪峰:我在长期从事廉政文化工作的实践中发现，此前关于廉政文化研究的书都不成系统，学术性、体系性严重不足。我认为，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研究，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廉政思想的研究;二是对我们建党90多年、建国60多年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三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反腐倡廉新鲜经验的研究;四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廉政精华的研究;五是对国外廉政经验的研究。

　　我们编撰《中国廉政史鉴》，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廉政精华的研究。《中国廉政史鉴》充分利用既有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廉政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面貌的鸿篇巨帙，对继承、传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具有长远价值和作用。《中国廉政史鉴》是一部利国、利民的大书，它的编撰出版，是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绿海副刊》:中国五千年历史悠久，文化遗产浩如烟海，《中国廉政史鉴》以什么样的结构对廉政文化进行梳理?

　　李洪峰:《中国廉政史鉴》全书分为三卷，分别是思想理论卷、典章制度卷、历史人物卷，共16册。这三卷的划分确立了全书进行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思想理论卷荟萃了150多位历史上重要政治家、思想家关于廉政思想的论述，提炼了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八个理念:“民本、德治、任贤、治吏、明法、勤政、节用、教化”。

　　典章制度卷系统地梳理了历朝历代官职制度、监察制度、考课制度、奖惩制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挖掘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历史启示。

　　历史人物卷精选了从孔子到孙中山300多位著名历史人物的廉政事迹，还选了部分贪墨人物典型，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集中展现了历代先贤修身立德、明法审令、尚学崇教、尽职敬业、诚实守信、自持知止、乐道安贫、勇略敢当等高尚品德。

　　《绿海副刊》:这本书对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廉政人物的梳理脉络清晰、内容全面，可以说为今后进行廉政文化研究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李洪峰:思想理论、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三位一体的基本结构，是本书的创新，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框架，为今后同类著作的撰写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于制度建设，我想再多说几句。胡锦涛总书记“7·23”重要讲话中，把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顺序调整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更加突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廉政文化研究要更加重视制度研究，而且在反腐倡廉实践中，要总结多年来制度建设的经验，反思发生大要案的深刻教训，紧紧围绕权力的分解、权力的配置、权力的运行、权力的制约监督，制定管用的制度规范，把制度反腐提高到科学化水平。

　　实事求是、精益求精

　　《绿海副刊》:《中国廉政史鉴》全书共400多万字，很有分量，称得上是一部皇皇巨著!

　　李洪峰:看到本书出版，我也很感慨!4年多来，对于这部书，我是倾注了感情和心血的。我花了较长时间思考和研究本书的基本框架，先后二十几次同有关专家学者座谈、讨论、研究本书的编撰工作。我还亲自为这部书撰写了将近7万字的《绪论》，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对本书的编撰体例、选目、规模及外观装帧，我也提出了很具体的指导意见。

　　《绿海副刊》:据该书的编辑回忆，您多次强调要做一本“在书架上立得住”的书?

　　李洪峰:是的。编撰这本书，我们要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坚持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原则。编撰这部书的工作量非常大，仅仅参考书目，除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外，还有200多种书籍，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图书馆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付出了令人感佩的辛勤劳动。从全书框架确定到材料编选，从写出初稿到最后定稿，大家勤奋敬业、专心致志，字斟句酌、反复锤炼，确保了全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在全书基本定稿后，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严格审核把关，使全书基本达到了体例合理、资料翔实、译文准确、评价客观。

　　《绿海副刊》:翻开书可以看到，书中的每一段注译、每一篇评述后面都有作者的名字。

　　李洪峰:是的，这既是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希望作者对这部“传世之作”更加专注用心。许多参加编撰工作的青年学者都很有感慨地说，通过编撰这部书，自己的历史知识、古文知识、写作能力和思维方式都有了不同的长进和提高。有的成了廉政文化研究的专门学者!

　　以史为鉴、资政育人

　　《绿海副刊》:研究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对我们当前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有什么意义?

　　李洪峰:中国古代尽管朝代兴替，但历史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直存在着一股追求政治清明的浩然正气。在《中国廉政史鉴》的编撰过程中，我想到，我们面临的廉政文化建设战略任务，大致由三个方面组成:弘扬传统、努力转型、创新文明。

　　我认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至少可见三个亮点，一是，尚民本，讲德治，重教化，推崇文化精英主义。二是，优秀政治家内省自律、勤廉并重，为了维护清明政治，与腐败作斗争，义无反顾。三是，科举取士制度、御史监察制度，注重擢拔清正俊秀之士，制约监督专制权力，呈现出明显的廉政意义。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例如，在王朝初创或中兴时期，君贤官廉、风气清正，不乏治世景象。

　　另一方面，从廉政建设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政治也有明显的缺陷，最突出的就是两条，一是法治薄弱，一是民主缺失。因为法治普遍薄弱，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根本上是“人治”，往往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这种缺陷既是制度安排的缺陷，也是文化基因的缺陷。

　　历史地看、发展地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面向近代以来的世界潮流必须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被动的，也没有成功。正是肩负历史重责，出于高度的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建立人民民主专政，通过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经成功开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建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廉洁从政要成为全社会的基本理念和自觉规范。为此，廉政文化要大力创新发展，要历史分析、辩证弘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瞩望未来，揽辔澄清。《中国廉政史鉴》的编撰出版，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绿海副刊》: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往往对现实中的人们有所启示。

　　李洪峰:《中国廉政史鉴》就是一部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生动教材。比如，如何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对于从政者来说，是一个千古课题。中国历史上灿若群星般的杰出人物，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陕西汉中张良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掷秦一椎”，下联是“辞汉万户”，横批是“知止”。这副对联是对西汉重臣张良一生的写照。张良为汉朝建立立下的功劳，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但他不伐其功，不矜其能，以勇于自持知止而留下千古美名。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廉政史鉴》中比比皆是。

　　古今中外成大事者，最不易处理好的，就是事业之公和个人之私两者间的关系。有一句成语，叫“大公无私”，长期解释为“没有一点私心”，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我理解，“大公无私”，应是国之重器即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权力，不私于个人，身居高位者，不能以私害公、以权谋私。正如古人讲的，圣人要“去甚、去泰、去奢”。敬爱的周总理之所以具有永久的人格魅力，根本的一点是他一生坚持“立大志，不存大己”，从青年时代起就注重培养自己“不私于个人”的道德操守。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建议更多的同志、更多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能读一读《中国廉政史鉴》，从中汲取有益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