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四十不惑？
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日，但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等一系列错误行动，中国原定于27日举行的纪念招待会不得不推迟。《论语》有云：四十不惑。对人来讲，四十岁足以成熟。对国家间关系来讲，四十年至少也应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近一段时间的中日关系不禁让人疑惑：邦交正常化四十年后，为何双边关系龃龉不断，反有恶化之势？笔者认为，只有从历史、国际和日国内政治的宏观角度综合看待该问题，才能透过眼前纠葛的迷雾，厘清中日关系走向。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有两千余年的交往史，两国关系大体保持良好，但双边关系最惨痛的一页恰恰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超过中国之数十年间，到二战达到顶峰。今日之中日关系，正是60多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直接体现。在那场战争中，代表公理与正义的中国与世界人民一道，战胜了代表侵略与暴行的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在那场战争中，中国收复了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内的台湾等领土。战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有赖于对那场战争正义结果的确认与尊重。如同战后欧洲的和平有赖于德国对法西斯的清算与真诚反省，才有今天带动欧洲一体化的法德“双引擎”。正因如此，近来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说，美国因素不可忽视。中美本是二战中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的盟友，但战后美从意识形态出发，为把日本打造成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而对其大力扶持。1951年，两国通过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结成军事同盟。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日通过《旧金山和约》、《归还冲绳协定》等文件对钓鱼岛私相授受，为今日争端埋下祸根。时至今日，在很多问题上，日本仍充当着美国的“马前卒”。在当前美国“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下，难说日本所为与美无关。
受国际大环境影响，日本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也影响到中日双边关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日陷入“失去的十年”，其经济发展势头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相比相形见绌。2010年，未能在经济巅峰时期实现“入常”梦想的日本又失去了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被中国超过。加之日本政坛政权更迭频繁、政府政策缺乏连续性，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抑或第三方势力，都只在意眼前利益得失，为迎合选民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国内政治外交化与国际化。40年前，中日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搁置争议的重要共识，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此为基础，中日关系才有了相对长时间的顺利与蓬勃发展。时至今日，日本列岛上已难觅具有政治智慧与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了。87岁的自民党元老野中广务日前批评野田政府“购岛”决定；而48岁的外相玄叶光一郎却矢口否认两国间存在共识。两人40岁的年龄差距正反映出40年间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
中日同为地区和世界大国，分别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2011年，两国日均贸易额达10亿美元，每天有102个航班载着1.5万人次往来于中日之间，双方友城达250对之多。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40年，基本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40年；同时也是日本政坛经历“十年九相”的40年，是日本经济经历“失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的40年。这过去的一个又一个40年，见证了中日关系的曲折和复杂；在未来的一个又一个40年，中日关系也难说一帆风顺。历史证明，东北是中国的，台湾和澎湖是中国的，钓鱼岛也是中国的。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最嚣张时也未能夺走，而如今中日综合实力对比一升一降之势已不可逆转，时间、大势都在中国一边，收回钓鱼岛只是一场中方必胜的“持久战”而已，中日关系亦复如是。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写道，“日本的成功之处对我们有多少意义，它的失败之处就有多少价值。”这虽指经济而言，但推而至外交、政治与战略同样不谬。只有从历史大势中洞悉了对方的得失成败，才知道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该如何实现其雄心与抱负；也才知道今日日本所挑起的争端何堪一笑，不过长河一浪，毕竟东流！
辛仲楚（北京学者）
（原标题：中日关系：四十不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