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谈谈人心

　　文化学者闻行之

　　这是一个日渐富足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人颇感无助的时代。先知的语录、圣贤的教导曾经是我们的灯塔和方向，在诗礼传家、奉献自我的教导中，我们修养身心，调整与别人、与社会的关系。然而，当先知和圣贤隐退之后，名义上，我们似乎成为自己心灵的主人，我们却变得像无助的孩子，不知该如何当家做主。于是，形形色色的心灵鸡汤和道德教诲登场了，它们企图安妥我们的心灵。

　　然而，可惜的是，人心不可能依靠心灵鸡汤来灌溉滋养，它只能暂时安慰平复我们受创的内心，有时甚至只是教会我们要懂得忍耐，却并不面对和解决真正的问题。它教导我们知足常乐，但谁能知道足与不足的界限在哪儿；它教导我们不要只看阴暗面，要多去想事物积极的一面，但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阴暗一点都没少还在那里，你所能做的只是假装你没有看见它们。

　　人心恐怕也不能依靠道德训诫那样的东西来填充，一些空泛苍白的训诫总让人怀疑它们是在冒充全知全能的上帝或者圣人，试图将我们驯服在它们的脚下。但这些远离甚至敌视我们的生活实际状态——比如教导我们轻视财富利益的训诫，往往都最终成为空话。也许，只有当我们需要向别人展示我们的阳光一面的时候，才会把它们拿出来颂念一过。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只有傻瓜才会完全依照这些训诫生活。

　　我们所要谈论的人心，是真实的、坚硬的，是关于我们如何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些曾经灿若星辰的古老原则，已经很难给予我们真正有价值的帮助。比如，每个个体都已经拥有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念，谁又能裁判哪种利益更为正当、谁的观念代表真理呢？劳心者和劳力者谁也“消灭”不了谁，我们是否应当相信，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其实和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不是应当开始学习如何与不同的观念和利益共处，而不是假装自己是唯一的正义和真理所在，去改造甚至“消灭”那些“邪恶”的人？在很多团体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都已经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利益，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的集合体的时候，更不是“理想主义小组”的时候，那么，要求个人为其奉献的理由是什么？界限在哪里？当国家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个体可以独立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和权利的时候，我们又应当如何表达对国家的爱和尊崇？为国家奉献和付出更多地意味着什么？

　　当然，所有这些关系，首先会受到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但是，这些制度和法律，并不能代替我们的心灵认知。事实可能恰好相反，法度和法律取决于我们的心灵，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样的标准是现实的，而且是好的。因为制度和法律本身不能创造出美好、和谐，它只能保卫美好和和谐。比如，当我们不知道怎样的父子关系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又怎么能确定是该支持保障家长权威的宗法制，还是支持保障个人独立的父子平等制？

　　在一个利益的时代，谈论人心是困难的。虽然所有真实的人心秩序都应当包含而不是拒斥利益，都应当捍卫而不是剥夺人们对利益的诉求，然而，利益又会随时瓦解和吞噬人心，我们应该在哪儿建立自己的防线？更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上帝、没有圣人，没有人知道绝对的、永恒的标准是什么，甚至没有人愿意相信存在这样的永恒之物。因此，我们也不能先验地知道，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国家之间，什么才是恰当的关系。

　　我们仅仅只是相信，这一切的答案，并没有藏在某个先知的脑海中，或者古老的经文中，当然也不会在某个要人显贵的口袋中。它只能在我们的生活和人类的经验中去寻找。无论如何，只有公开地、坦诚地谈论它，我们才有可能滋养它、捍卫它。

　　（原标题：让我们谈谈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