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重庆日报》
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连串耀眼光环背后,是一个行走在临床和医疗科研前沿的普通医者。
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杨培增没有任何所谓的豪言壮语,只有那股近乎执拗的学术毅力,他的目标也很简单,那就是——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为中国的眼科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我国有葡萄膜炎患者300万至500万,有相当高的致盲率,并且多是中青年,面对这样的疾病,医生恐怕都不会漠然处之吧?”9月23日,当记者问及当初他为何选择如此冷门的眼科方向时,杨培增如此作答。
杨培增的主攻方向是葡萄膜炎,一种高致盲率、致病机理又极其复杂的眼病,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乃至全球的眼科难题。
这个难题难到了什么程度?某位葡萄膜炎患者发病后,该省范围内多个眼科专家来为她诊断过,其中一天最多有8位眼科医生前来检查。但最后专家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在该患者视力已降至0.1、即将面临失明时,找到了杨培增。仅仅几个月后,患者以双眼1.0的视力康复。这几个月中每月只花了1000元,而在此前,她每天治疗费用高达1000元。
“有人说我坐的是冷板凳,但只要冷板凳能让患者重见光明,我愿一直坐下去。”杨培增说。
有人说,很难界定杨培增究竟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学者。讲医术,他治疗的病人有万份保存完好的病历为证,他的患者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部分来自美国等其他10余个国家;论学术,他写出的460余万字的医学著作已成为很多医生的重要参考书。
早在1994年,杨培增在荷兰进修时,因首次在全球证明内毒素诱发的葡萄膜炎可作为人类全葡萄膜炎模型,被国际著名眼免疫学家Kijlstra要求留在荷兰工作,最终却被他婉拒。
此后,杨培增和他的团队经过近20年的努力将中国的葡萄膜炎治疗及发病机制研究推至国际先进甚至在某些领域是领先水平。
他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等资助,他的团队已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他本人被选为国际眼炎症学会、亚太眼内炎症学会、国际葡萄膜炎研究组、国际Behcet病学会的执行理事、理事或成员。而他本人,也被授予亚太眼内炎症学会杰出成就奖,并被业界和患者视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
当谈及荣誉时,杨培增又一次习惯性地回避了,却谈起了他更为自豪的“医疗四层次论”:用药物、手术刀或仪器设备治病为第一层次;用“脑”治病为第二层次;用“心”治病是第三层次;用“生命”治病才是最高的层次。一个医生,如果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到为病人解除痛苦的事业中,才能成为一名大师、大医。
(原标题:杨培增:用“生命”为患者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