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简工博

　　整治过后，“黑车”为何常常“死灰复燃”？“因为有市场。”不少乘坐过“黑车”的市民认为十分“廉价方便”。但记者走访发现，“廉价方便”背后其实充满了各种安全隐患：有的“黑车”驾驶员待乘客上车后坐地起价，有的随意违反交通规则，甚至有乘客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警方提醒市民：一时方便可能会带来终身伤害，“勿乘黑车，远离黑车”。

　　一些 “黑车”驾驶员 “看人开价”，如果是对道路情况熟悉的成年男性，他们一般会按出租车价格开；如果是女性或外来游客，他们就会开出高价。一旦发生争执，他们甚至会中途抛客。5月27日，市民蒋先生准备从高科西路乘车到上海南站。见他站在路口，一辆黑色轿车主动停下，驾驶员搭讪：“走不走？”上车后，蒋先生按照平常打车费用与开车男子约定30元车资。但随后蒋先生发现，男子并未按通常线路行驶，而是驶上了高架。当蒋先生与男子争执时，对方竟称自己多走了路，要求蒋先生给100元车费。由于当时有事，蒋先生不得不给了100元： “今后看见这样的车，肯定再也不乘了！”

　　相比之下，蒋先生还算“幸运”。6月26日20时23分许，蔡女士带着8岁女儿在平顺路闻喜路口拦了辆残疾车回家。残疾车一路风驰电掣，进入保德路后遇上红灯，但残疾车驾驶员强行闯灯左转，结果被一辆银色轿车撞翻在地。残疾车驾驶员爬起后弃车逃离现场，而私家车驾驶员王某也在短暂停留后驾车离开了现场。根据路过群众记下的逃逸私家车车牌，警方找到了车主王某。而经过对事故现场遗留的残疾车的调查，闸北交警发现这辆车无牌无证，连发动机钢印也是伪造的，残疾车驾驶员的信息至今石沉大海。虽然根据交警部门责任认定，私家车驾驶员因违反超车规定，残疾车驾驶员因违反路口信号灯通行规定，双方各自承担事故一半责任，但蔡女士要求的“赔偿医药费2000余元和2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却因一方泥牛入海和另一方协调无果，至今无法兑现。蔡女士后悔不已，她8岁的女儿至今还要承受髌骨骨折之痛。

　　8月10日9时40分左右，在轨交7号线潘广路站附近，一名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女车主携带两名乘客，行驶至菊泉街约50米处，在非机动车道内与同方向骑电动自行车的金某发生碰撞，导致金某倒地受伤。女车主竟未曾察觉，行驶50米后才被人叫住，金某因抢救无效次日死亡。据了解，女车主孙某目前已被刑拘，是名45岁的外地来沪人员。她之前以打零工为生，老乡告诉她开三轮车拉客赚钱快，她同家人商量后，便花2300元买了辆电动三轮车，“每天早上4点起床，一直拉客到九十点钟，最多一天赚了105元，干了还没一个月，没想到就出了这事”。

　　这起事故对双方都造成严重伤害。孙某丈夫带着女儿、外孙女一起住，每月房租800元。从事泥水匠工作的他，一个月收入不到4000元，事故后东拼西凑借了11万：“我也知道这点钱赔别人肯定不够，但就这点，也够我还一辈子的。”而对于痛失亲人的金某全家来说更是难以接受所发生的一切。

　　采访中，许多有过坐“黑车”惨痛经历的市民表示，整治“黑车”不仅要靠严格执法，市民也有义务积极配合。执法部门调查取证时，市民有义务站出来作证。而最简单的“配合”，就是远离“黑车”。“黑车”没有了市场，自然也无法泛滥。

　　时话时说

　　少一些畏难多一些攻坚

　　目前，通过大规模、持续性的联动执法，打击“黑车”已初显成效。然而，大规模的集中整治，毕竟成本太高。如何让执法常保威慑力？

　　“制度+科技”，不失为一帖“良方”。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公共出行需求激增，而公共交通又一时难以满足这些需求，不少国家和地区与上海一样，都曾出现过“黑车”问题。破解这一“城市病”，许多地方制定了完善的法律规定。比如，香港法律就明确规定，私家车从事非法客运被查实，初次违反罚款5000港币，并处以三个月监禁，吊销驾驶证、限制办理车辆保险等。严格的法律规定，遏制了“黑车”的泛滥。此外，高科技取证工具的使用，诸如电子探头、数码录音录像设备等，亦将使执法事半功倍。

　　然而，保持执法威慑力的关键还在于执法部门及执法者本身。诚然，当前的法律规定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总体而言，针对“黑车”执法的法律资源还是充足的。如，“三轮非机动车加装座位等客运设施的，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又如，“营业性客运汽车驾驶员以外的人员在机场、车站、港口、医院、商业网点、旅游集散点以及道路等公共场所招揽乘客的，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除此之外，还有多项法规对“黑车”生产、销售等也做出了明令禁止。

　　“法律不是束缚手脚的绳索，而是指引执法行为的灯塔。”整治“黑车”，执法部门及执法者还需少一些畏难、多一些攻坚；少一些被动，多一些主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严格执法，“黑车”顽症应该可以“医治”。

　　（原标题：“今后看见这样的车，肯定不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