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视点】

　　贵州省瓮安县委书记 沙先贵

　　反思瓮安事件，最大症结还在于民生欠账太多，对群众权益长期忽视，导致问题扎堆、民怨累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痛定思痛，瓮安各级干部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时代在变，老百姓的需求也在变，GDP挂帅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没有厚实的社会建设，即便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起飞，那也只是问题重重的“泥足巨人”。

　　我们感觉到，新形势下，一些过去曾经管用的管理方式，渐失作用。尤其是采取管、控、压等传统社会管理手段，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群体力量，未能及时跟进协商协调，以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如何有效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探索新路。

　　经过瓮安事件后，我们认识到，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只有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益，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此，在这两年，我们大力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调解机制，探索建立了信访调处专项资金、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人民调解调处矛盾纠纷奖补专项资金，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影响等多管齐下，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机制，使民众有地方表达诉求、有法律规范诉求、有政策满足诉求、有机制排解诉求，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从源头上解决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多种因素。从重政府安排向重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理控制向重协商协调转变，维权不仅能够维稳，而且可以创生和谐稳定因素，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最大的体会。

　　群众工作的常态化，使曾经的坚冰积怨大量化解，老百姓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正在修复。举一个例子，当年用燃烧瓶攻击政府的少年葛启义，他最近出现了生意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报警，几小时就解决了问题。但4年前，他面对委屈首先想到的是燃烧瓶。像他这样遇到问题时信任法治和政府部门的人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人心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两次抽样调查也显示，群众对干部作风满意率分别为93.46%和94.63%。

　　（摘编自10月18日《人民日报》）

　　（原标题：以“治理之新”纾解“转型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