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救助法”上路一年余，却充满执行死角，及时脱贫的目标仍无法有效落实。“内政部”近日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6月底全台低收入户有13.7万户，中低收入户则有7.1万户，人数分别高达33.8万人和22.8万人，总计56.6万人；去年年底，全台中低收入户暨低收入户的人数，仅有43.4万人，短短半年，台湾增加了13万名新贫族。失业率创新高，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居高不下，两指数相加的民生痛苦指数飙高，已让台湾人沦为亚洲“四小龙”中最痛苦的。大环境不佳，社会救助制度又无法有效撑起保护伞！

　　案例买不起奶粉妇人在孩子哭闹声中自责撞墙

　　新贫族增加，全台湾有更多类似偷泡面青年或是撞墙妇人的无奈故事，在社会角落上演。

　　日前，高雄市一名刚满十八岁的青年在卖场里，偷了总值约百元的泡面和饼干，当场被扭送前镇分局。警员讯问后才知道，年轻人和19岁的哥哥相依为命，两人的父亲过世、母亲住院，青年高中毕业两个月来一直找不到工作，在超商工作的哥哥，月收入约2万元，缴付房租和水、电费后，所剩无几；不好意思老是向哥哥伸手的青年，在饿了五天后，走投无路只好偷泡面裹腹。

　　同在高雄市的另一个角落，一名失业的妇人郁闷撞墙，先生无法制止，报警请求协助。警员到场后才知道，妇人失业良久，先生靠打临时工维持有一顿、没一顿的家计，膝下两个女儿，大的一岁多，小的才三个月，还有失明的婆婆需要人照顾。当天妇人因买不起一罐六百元的奶粉，才在孩子饿肚子的哭闹声中，自责撞墙。

　　这二件生活陷入极度困顿的案例，依“法令制度”都无法从“政府”管道得到丝毫救助，台湾的社会救助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缺陷1

　　认定标准不全面以户为救助单位是大的问题

　　大环境不景气早已不是新闻，但是不被认定为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个案，难道都要靠登上媒体版面，才能获得救助？

　　“社会救助法”在去年7月1日上路，其中最重大的变革，就是让“中低收入户”首次入法，扩大照顾弱势族群。同时也引用先进国家和地区如欧盟、OECD（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贫穷线”计算标准，以“可支配所得中位数的百分之六十”作为台湾最低生活标准的依据。尽管新制具有诸多前瞻立意，但在现实状况下，社会救助制度仍有不少死角。

　　台湾社会福利总盟许秘书长指出：“去年新制上路期望照顾的人数，今年连一半都没有达到，这些来不及照顾的中低收入户，生活处境反而更恶化，结果就反映在今年大幅增加的低收入户数字。“政府”无法及时协助中低收入户脱贫，就要付出更多预算，来救助低收入户。

　　就以最近这两个引发社会关注的例子来说。偷泡面青年因已成年，于法被列为有工作能力者，所以不能申请低收入户资格；然而，该青年仅有高中学历，又还未服过兵役，虽然有工作能力，但却找不到肯雇用他的单位。而妇人的处境则是，一个屋檐下有三代十人同住，其中五人是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住屋又为婆婆所拥有，因此也不符合低收入户的申请标准。

　　“立委”陈节如一针见血指出，以户为社会救助的计算单位，就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表示，“我一直呼吁，要以个人为单位，我们法律规定，一个人年满二十岁就是成人，父母也不再有监护权，但是社会救助却是由家庭来认定他能不能得到补助。”

　　缺陷2

　　全台光“五都”就有五个最低生活费的标准

　　此外，现行“社会救助法”中，把财产认定的标准下放至各地方“政府”主管机关审核，也成为贫户无法达到申请门槛的问题。

　　“法条”中所谓的“户籍所在地之主管机关”，全台光是“五都”，就有五个最低生活费的标准，以及五种家庭财产限额。看似能根据各地生活水平，划出不同的最低生活费额度；但实际上反而是把偏乡或郊区的生活水平和都会的标准绑在一起，背井离乡在都会区生活的贫户，也会受限于户籍地的最低生活费标准，无法获得适当补助。

　　再者，“法条”把不动产纳入家户财产的限制条件中，也凸显出对“收入”认定的瑕疵。陈节如表示，“有的贫户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间房子可以住，尤其在乡下，很多人反而因此无法申请到补助。”

　　新制上路后，“内政部”对外表示，期望有82.4万人可以纳入社会救助体系照顾，截至今年六月，被认定为中低及低收入户者，也只有56.6万人，对于数据上的落差，“内政部”的说法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新制上路”。实际上，社会救助制度的宣导与执行，多半还是由地方“政府”执掌；一条“法律”，各自表述、各自运作，不免让外界质疑新制的成效。

　　（原标题：台增加13万名新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