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宗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学随之成为“显学”。人们对经济学家也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够为改善资源配置、推进制度改革、提高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但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名声却日渐下降。在许多人眼中，经济学家是“屁股决定脑袋”，打着学术讨论的幌子，实际上沦为“权贵阶层”的代言人，已经丧失了为民众说话的动力和勇气。

　　将经济学家打包起来一棍子打死，肯定是有失偏颇的。但社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总体认识，却是我们值得深思的。经济学家为谁代言，又应该为谁代言？要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将经济学家看成一个整体，因为同样被称为经济学家，不同人，由于其职位、偏好和素养的不同，他们的行为和责任将大相径庭。

　　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每个人都以出卖某种东西而获得其他东西。不妨将经济学家看作生产经济观点的特殊劳动者，不同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经济观点，但无论如何，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他们在表达自己的经济观点时，又应服从于自己雇主。

　　从雇佣关系来看，经济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群体。第一种是为某些特定机构服务的人，如金融机构的经济分析师等。第二种是就公共话题发言的知识分子，如在高校供职的经济学教师。

　　前一类人与其他公司雇员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从公司领取薪水，自然就要为公司的利益负责。所以，当某种政策出台时，他们从所在机构本位出发，提出支持或反对意见，为这些机构的利益代言，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后一种人，既然他们领取的薪水在本质上是国家财政的钱，他们就应为税收提供者负责；进一步，由于无法具体区分他的薪水是由哪些人提供的，他就应为纳税人的整体利益负责。

　　在市场经济下，为“衣食父母”代言是经济学家的现实选择。这个原则看起来很简单，但实践中却会遇到很多的难题。

　　首先是，同一个人可能有多个“衣食父母”。比如说，某个经济学家，既是高校教师，又是某个上市公司的经济顾问。作为高校教师，他应为整体纳税人的利益代言，而作为经济顾问，他又应该为公司的利益代言。如果两个利益一致，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单个公司的利益与整体纳税人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

　　举个简单例子：如何看待最近郑州黄河大桥停止收费的举措？大桥已经建好，而且多年来的收费早已超额补偿了建桥者的初始投资，从社会整体福利的角度看，停止收费就是合理的。路桥费用降低，运输成本就会下降，而运输成本下降，许多商品，如蔬菜、水果的价格也就下降了，这无疑对民众是有利的。进一步，由于路桥建设方已经超额回收了投资，取消收费也不会对以后路桥建设的积极性造成太大伤害。

　　但从路桥公司的利益出发，人们又完全可以提出另外一种看起来也符合逻辑的说法：对契约精神的尊重，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尽管取消大桥收费本身会提高社会福利，但它却践踏了契约精神，打乱了投资者的预期，从长期来看，整个社会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孰对孰错，真可谓一时难辨。

　　其次是“衣食父母”可能有代理人。如前所述，高校教师应该为他们的“衣食父母”即整体纳税人代言。但问题的微妙之处是，在实际生活中高校教师面对的并不是“整体纳税人”本身，而是其各种代理人，如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如果某个职能部门与整体纳税人的利益并不一致，为谁代言，高校教师就要做出选择。

　　比方说，假设税务部门要发包某个研究课题，论证中国的税赋痛苦指数并不高，进而为提高税率提供政策依据。即便某个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税赋痛苦指数已经很高，继续提高税收会严重损害效率，但如果他想拿到这个课题，就只能“论证”税务部门的观点。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选择性地收集和处理数据就可。

　　第三是纯粹的认知问题。尽管可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有些高校教师，尽管从内心是为“整体纳税人”利益而代言，但他们得到的却不是赞许，而是谩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免费医疗。如果政府声称要为全民提供免费医疗，许多人将会欢呼雀跃，以为看病就会免费了。但如果出台这样的政策，好的经济学家应是忧心忡忡的，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谓的医疗“免费”，必然以提高税收为代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断，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不光是一个利益问题，而且必然是一个逆选择过程。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经济学家站在整体纳税人的角度，就会支持路桥停止收费；如果他站在路桥公司的角度，则会反对路桥停止收费。如果经济学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就拿不到税务部门发包的课题；而如果他想拿到该课题，就需要放弃自己的观点，转而去“论证”税务部门的观点。如果经济学家为民众负责，那么，即便落得一时骂名，也要挺身代言；他如果想图个清闲，就可以三缄其口，不闻不问。最终如何选择，必然取决于经济学家在利益和责任之间的权衡。但可惜的是，在利益与责任面前，很多经济学家都更有积极性选择前者。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给定人性本私，难道经济学家代言就只顾利益，而没有任何的是非标准吗？是非标准当然有。但很多情况下，孰是孰非，并没有前定的结论。关键是要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让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就某个特定的问题发声进言。在这种思想的相互竞争中，那些言之无理、失之偏颇的代言自然就会逐渐地失去市场。失去了市场，代言也就失去了价值。

　　这样，为了维护自己代言价值，经济学家就必须慎重选择他们的代言对象，精细地构建他们的代言理论。所以，如果存在充分的竞争，经济学家的代言，正如任何产品的生产一样，也必将服从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尽管他们都是为各自的私利代言的，但经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只有那些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代言才能存活下来。

　　任何经济学家都有为其雇主代言的自由。即便这个雇主就是权贵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某种特定的理念或利益群体来“代言”。没有了“代言”竞争，思想和精神本身也会腐化堕落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原标题：经济学家成为代言人并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