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詹皓 摄影 任国强

　　去江西北路小吃一条街排排队，在霍山路大饼油条夜摊头看时尚青年，到仅剩的几条弄堂里去吹吹穿堂风。

　　吃一碗老店的面条，或者两客生煎当中饭，穿外贸小店几十块钱一件的T恤、裤子，骑自行车上下班或干脆走路，脚上蹬的是回力球鞋，最贵不过40块钱，但耐用程度和世界名牌没什么两样，剃头找弄堂口或者小区里的摊子或陋室，理发环境当然没那么舒适，但剃头只讲剃得好不好，何况，那些摊子上剃一个头才5块、10块，跟连锁店里高级经理级的上百块的效果没有差别。

　　并不是说，现在的人找到了便宜、可以替代高级的消费，也不是说，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只能在平民堆里局促地生活，而是，我们身边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隐隐约约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主动回避奢侈、高端、昂贵、感觉、时尚、排场，而这些东西，只是十多年前才刚刚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这就已经厌倦了。

　　大约16年前，笔者在《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评论，名为“企划人生”，大意是，随着商业的加剧，企划，作为成熟商业体系中一个环节，其在内地的繁荣，很可能预示着，很快，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就会被商业仔细企划过，我们的人生，可能从此再也逃不开被企划的命运。

　　十五六年前，“定位”还是一个新名词，有了“定位”，人群就有了明确划分，商品，再也不是从计划出发的供应品，也不再是从内心出发的自然产物，而是一种可以根据利益需要而定制的怪兽，这个怪兽，甚至可能会让人觉得面目和善。 “人的需求，是可以被创造的”，自从这句商业名言开始流行，我们就集体走上了不归路。

　　但商业与人性终究会产生隔阂，无论自觉与否，当人们开始选择简单生活，其实都是基于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有人说，曾经在淮海路上看到配音演员童自荣在路边买鲜肉月饼吃；本城一位大油画家，一幅画就能收到上百万酬金，可他平时穿的每件衣服可能不会超过50块钱，剃头，也只是到小区门口的小店里剃一个5块钱的头；现任的某位市作协副主席和夫人至今蜗居在一套60平米的小房子里安逸幸福地生活着，这间装修极普通但文雅的蜗居，至今已住过两任市作协副主席；某位大收藏家，在拍场上举牌的都是几百万元一幅的名画，可平时就喜欢骑个自行车，到开在西区的政府食堂里吃个中饭，一碗阳春面，他都能吃得兴高采烈，并且如果有人请教，他会说出阳春面里的许多名堂来。

　　在上海，简单生活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自信。或许我们现在提这些，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有些早，物质的折磨才开始不久；或许，对于某些正在追求简单生活的人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踏入纷繁复杂的社会，没有完全经受过商业的诱惑，说他们是简单生活似乎还有些“简单”。但我相信，简单生活终究会变得十分诱人，对于都市里的每个人而言。

　　因为，我们不可能总是乘着GDP增速8%以上的东风；我们的欲望，也不可能总是如气球般越吹越大，甚至，气球越膨胀，我们就越应该警惕。从未来看现在，简单生活，何尝不是一种远瞻商业不归路后的主动停顿和归真。

　　我估计，总有一天，我们在上海接待各地的人，自豪地请他们见识的不再是外滩几号或者到陆家嘴练脖子，而是去江西北路小吃一条街体验排队的乐趣，去霍山路大饼油条夜摊头看开轿车来解馋的时尚青年，到市中心仅剩的几条弄堂里去吹吹穿堂风，诸如此类。

　　越国际，越平民，香港的城市形象代言人是茶餐厅，那么上海呢？

　　本期，我们采访拍摄了一些正在简单生活着的人，一些让人们可以简单生活的消费场所。可能，他们只是在某些方面呈现出简单生活的特征，可能，他们只是“遥想”到复杂生活才回避性地选择了简单，也可能，他们的简单生活只是一种因为高消费挤压后的被动选择。但，只要这座城市能够容纳更多的人毫无阻碍地简单生活，只要这座城市的简单生活本身能充满着理解和尊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之看做未来这座城市的某种温暖的毫不浮躁的底色已经渐渐呈现？

　　（原标题：上海的简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