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英国掀起基因寻根热潮，在全球范围寻找成吉思汗后代;2008年，美国成立考察团队，探寻成吉思汗墓葬所在。“成吉思汗与中国渊源更深，但却是外国人在寻找他的墓葬和后代。”谈起国内人类生物学研究的处境，王传超有些无奈。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2005年12月建立，是目前我国唯一从事人类生物学研究的高校实验室。从基因角度探讨人类学，不仅可佐证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可帮助定夺年代旷远的争议，“可惜全国研究人类生物学的人太少。”

　　尽管专业人才急缺，但王传超他们的工作仍属冷门，甚至遭到很多误解。在一次项目答辩时一位做细胞信号通路的老教授曾质疑王传超:“你做的这些研究无非是测测DNA，整理数据，编编故事，今天做完曹操讲一个故事，明天做完孔子再编个故事，究竟有什么意义?”王传超认为这反映出当前对人类生物学的误解很深，“寻根”调查和姓氏家族的基因研究，不是讲故事那么简单，而是在厘清人群遗传结构，为其他应用性研究打下基础，“比如癌症患者，我们通过对照他和他祖先的基因，就有机会找到致病的突变位点，研发预防和治疗的手段。”

　　“很多人强调，科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最好带来经济效益。由于对应用性研究支持力度大，基础科学研究就喜欢套上应用的帽子，‘纯科学’只能蜷缩在应用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王传超认为，科研就像盖楼，基础科学是地基，地基还没夯实，怎么能强调楼层是否够高、是否能卖好价钱呢?

　　（原标题：“寻根”研究遭受很深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