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日成

　　在近日广州城管执法系统的一次会议上，有领导直言城管因一连串案件及执法问题遇到“公信力危机”，并为改善城管形象支招，包括接受监督依法用权，及时回应舆论关切，挖掘城管典型拍成电影电视剧等等。

　　应该说，从政府层面正视城管“公信力危机”的现实，将之作为课题研究，并为之出谋献策，不失为亡羊补牢，值得肯定。然而，如何出招、力往何处使则是另一个问题，切忌病急乱投医。

　　一个令人惊愕的现实是，自2009年9月广州市城管委成立以来，因腐败落马的城管人员多达27名，涉及市局和8个区局。从市局副局长、区局局长到大队长、中队长、普通科员，包庇违建、招投标受贿等涉案总额近千万元，发案频率、范围、数额及官员级别皆为广州城管历史之最。如此，显然已无法仅以全国城管形象不佳“广州不可能独善其身”为解。

　　说城管一无是处显然有失公正。除了街容街貌日常执法维护，推行垃圾分类、大规模拆违、“创文”成功等都少不了城管的功劳，且应承认城管执法确有相当难度。但与以往主要因粗暴执法而致形象受损不同的是，城管现在则面临更严峻的“批量式”腐败的拷问。要拯救城管的公信力，靠涂脂抹粉做表面文章，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此前，城管自救已使出多式招数，如2亿元财政统筹资金“以奖代拨”，组建城管女子特勤队，天河区城管执法队长和教导员“大轮岗”，番禺区城管集体练太极，还有领导要求城管“学美军快速反应”，筹划出台“执法操作规范”指引城管提防媒体等等。事实证明，这些招数皆非真正的城管自我救赎之道，有的甚至是“昏招”。

　　在认识上，首先须反省城管形象并非被舆论“妖魔化”，而是“自我抹黑”。基于“被妖魔化”的认识，只教城管应对媒体的公关技巧，如发生负面舆情不要太快讲原因，用官方微博及时回应以抢占舆论先机，挤压负面影响等等，归宿无不是为避所谓的“炒作”。这般技巧只是“救火术”，甚至可能欲盖弥彰。倘若城管自身身板不硬，弄出了成堆问题，不从内部查找原因，戒除病根，而单靠对舆论的巧于周旋，或自我宣扬，显然是本末倒置。

　　特别强调城管要以依法办事、秉公用权作为“最基本的从政底线”，自然不错，但腐败案群发已证明期待城管人员自觉守住这条底线并不现实。已查处的27人中15人包庇违建，保洁招标就拉下一个市城管委副主任和4个城管分局局长，天河城管一名中队长到违建现场走一走就轻松笑纳几十万元，如此足见城管权力寻租空间之大与几近失控，这是其中之要害。

　　必须正视的是，大部制改革使城管行政处罚权急剧膨胀至232项，令城管从“弱势部门”变为“管天管地管空气”的重权机构，存在广阔的贪腐空间。权力一旦缺乏监督就会滥用到极限的道理与城管成腐败多发区的现实，警示必须遏制其权力的滥用，而建立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建立拆违、招标等透明公开制度，以更大力度推进制度监督与舆论监督，当是整饬城管系统的治本之策。

　　倘若没有深刻的反省，没有有力的制度矫正和有效的限权监管措施，哪怕应对舆论的技巧学得再老辣，花再多钱拍再精彩的电影电视剧，期待拯救城管的公信力危机最终也只是一厢情愿。

　　（原标题：城管公信力危机，救赎之道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