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全面推动各项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难中之难”，更是“重中之重”。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顶层设计”。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行政体制改革是对自己的权力动刀，牵一发动全身。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留给改革者的都是难啃额骨头。

　　20年，广东顺德的经济总量增加了20多倍，党政机构不增反减，“疲于奔命”在所难免。区级行政审批、征收、处罚等8大类行政管理事项共5720项，其中审批事项1609项。放权成为必然选择。

　　然而，社会组织担心，政府部门只放事务不放职能；政府担心，权力放出去，社会组织是否接得住。如果不用改革的态度推动长远的发展，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以后改革路上的拦路虎。

　　不放怎知不行？向基层政府放权，向社会组织放权，顺德行政改革又向前迈出一步。领跑广东、影响全国的顺德，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理顺？“小政府”又如何对接“大社会”？经济之声系列评述《深水闯关》今日关注《行政改革篇：顺德，减下来和放出去》（下）。 [行政体制改革：顺德，减下来和放出去（上）]

　　中广网顺德10月30日消息（记者陈爱海 公秀华）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对于广东省顺德市的老百姓来说，他不会管你改革有多少措施、分几个步骤。他们更关注的是，原来办港澳通行证、办汽车年审要跑很远的路、排很长的队到区政府去办理，现在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就能办成。

　　顺德人这种实实在在的感受，是顺德把三千多项职权移交镇街一级政府行使的结果。顺德在2009年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后，2010年又进行了简政强镇改革。通俗地说，就是放权给基层。顺德在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说，放权带来的是效率。

　　梁维东：赴港澳通行证，通过改革，我们把权力下放，十个镇街在各自的行政服务中心可以完全办理。机动车的年审原来都是在一个地方，现在也下放了。效率是完全体现出来了。

　　但这种内部的放权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经过大部制改革、部门合并后，每个部门的工作多了，人员却没有相应增加，很多人都觉得改革后工作很累、压力很大。它逼着改革者去思考，政府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角色定位？怎样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压力之下，顺德想到了向社会放权。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整理了一份政府权力清单。对于这份清单，顺德区行政审批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闵乐萍感慨：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闵乐萍：区级行政审批、征收、处罚等8大类行政管理事项共5720项，其中审批事项1609项。

　　经过梳理，权力清单上的审批事项，竟然比改革前增加600多项。数据出来后，多个部门惊叹自己原来拥有这么多审批权。

　　改革者们意识到，庞大而繁杂的权力，既占用了政府巨大的人力，也势必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梁维东说，这样的现状，逼着他们去寻找解决之道。

　　梁维东：1992年，顺德的GDP不到80亿元，公务员约1000人；2010年，顺德的GDP接近2000亿元，公务员仍然那么多人。政府现在疲于奔命，我们要从政府定位开始，先拿出来自己的权力清单，我们自己缩减了一部分，转了一部分，向省里申减免了一部分。

　　改革不是风轻云淡的喝茶聊天，要想真正精兵简政，必须向社会放权。但一方面，每个公章的背后都是权力，放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另一方面，让社会组织承担部分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是否可行？会不会“一放就乱”？

　　面对质疑，改革者的态度是，你不放权怎么就知道它不行？

　　基于这样的认识，顺德文体旅游局率先向旅游协会下放了一批审批事项。顺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体旅游局副局长饶林海说：

　　饶林海：旅游饭店的星级评定，导游的资格评定，就转给区里的旅游协会，因为他们是内行，内行管内行，比较专业。顺德的各种事务、经济活动特别多。如果这些事情要我们自己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把一些审批事项下放给社会组织之后，政府明显轻松了很多。

　　饶林海：专业的社会组织从事专业的事情。政府做整个决策，做监管。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服务性的政府，或者掌舵的政府，划桨的工作让社会组织来做。

　　政府放权，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好比一柄尚方宝剑，不想接是假的。但是能接得住吗？权利增加后人手要不要增加？由此带来的支出如何解决？

　　社会组织还有一个顾虑是，政府到底是转移事务还是转移职能？如果只是把政府不愿意做的，比如盖章、收集资料等日常琐事交给社会组织，那放权的意义在哪里？

　　这样的顾虑显然是有道理的。目前，顺德13个大部门计划向社会组织转移的76项职能，大部分属于部门基础性工作，只有少量涉及审批权项目，也就是跑腿干活多、核心事务少，虚权多、实权少。

　　其实，政府的担心同样不无道理。一些关键的审批事项，虽然社会组织愿意做，但政府要承担一定风险，既要监管，又要避免出现权力寻租等情况。究竟该怎么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饶林海介绍，为了防止“一放则乱”，文体旅游局尝试了多种办法。

　　饶林海：一方面承接的资质我们要审查。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另一方面，承接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些考核措施，监管措施，对服务的群体我们有时候会有问卷调查，另外它在从事审批权限的时候，我们也会进行实时的监控。

　　纵观顺德这些年来的发展可以发现，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回过头来又为更深入的改革提供了动力。作为顺德行政体制改革掌舵者的梁维东说，顺德的今天受益于改革，他们将继续用改革推动顺德未来的发展。

　　梁维东：很多问题都需要改革来解决，如果不用改革的态度推动长远的发展，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以后改革路上的拦路虎。

　　宏观决策权上移、微观管理权下放。“小政府”对接“大社会”。顺德迈出去的这一步为其他地方的改革提供了参考。在顺德大部制改革一年多之后，广东把“顺德模式”推广到省内25个区县。而如果把顺德改革放在中国2800多个县域背景下，它的意义就越发凸显。广东省社科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郑奋明建议，各地要结合地区禀赋创新性地复制已有经验。

　　郑奋明：行政体制改革非常重要，如果改好了对于经济是非常好的。如果全国能够按照这个思路来改革，那么对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都是很大的推动。在配套全部推开的时候，也不要匆匆忙忙，要注意总结经验，这就需要更大层面里征求意见，不同层面里的比较。

　　改革行政体制是系统性工程，很多难关依然待闯，很多困局依然待破。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改革的尝试需要继续，思考也要更深入。各地应当结合实际积极创新，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改革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原标题：[深水闯关]行政体制改革：顺德，减下来和放出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