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湖南 媒体从业者）

　　“幸福”正成为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10月30日《新京报》）

　　客观分析，幸福指数的提出有其积极意义。当单一的GDP考核体系已愈现其弊端，是应该有新的行政表达与考核方式，来令管理者更关注民众福祉与人们的心灵世界。幸福指数的提出恰是某种行政理念的转身。

　　国人都应拥有更亲近的幸福感，各级政府都有责任去助推民众满足感的生成。套用那句名言：或许每个人的快乐感都是不同的，但郁闷与痛苦都离不开大致的症结。具体到我们庸常而具体的语境中，国人的不快乐，多是缘于以下失落：于物质的层面，他们承受着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压力；于自我实现层面，上升渠道日益逼仄，贫穷代际传递难以改变；于公共生活方面，普通公民常是“有生活无公共的温度”，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相对薄弱。

　　凡此种种，莫不归结为公共权利的匮乏。或许，因实际情况和管理者侧重有异，各地的幸福指数在具体呈现方式上会有所区别，但幸福指数无疑首先应该是一种公共权利指数。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它应该致力于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让他们拥有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具体说来，一个可被期许的幸福指数，应关乎这些内容：关注民生之忧，比如降低房价、提升医疗与社保福利；让民众拥有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流动具备活力；注重公民意识的生成，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公民感到幸福与尊严。

　　如今，幸福指数正在成为新一轮行政热词，幸福指数取代GDP指数也在成为一种趋势。既然民众是幸福感受的主体，对幸福指数的考核方式就不妨更开放。如果将民众纳入考量队列，以公共权利实现评价幸福指数，幸福或许才能真正眷顾每个普通公民。

　　（原标题：幸福指数首先应是 一种公共权利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