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宁 北京

　　目前，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有1.5亿人。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十八大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上就进城农民工落户的表态成为13日新闻的焦点。有专家指出，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批评，是因为不同户籍身份的背后隐藏着不对等的社会保障权益。

　　该专家称，如以户籍属地划分，不仅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分，而且还有非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口之分，这三个不同社会身份群体的社会保障程度依户籍城市居民、户籍农民、外地流动人口呈阶梯式下降，这也是为何进城农民工更看重户籍身份转变的主因。这一论述可谓一针见血。实际上，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第四种社会身份，专家没有提及，即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户籍的群体，其社会保障几乎无从谈起。

　　尽管2011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已经超过50%，在统计学意义上，我国已经成为“城市化”国家。然而由于此项工作发展很不平衡，就全国范围而言，最多只能叫“不完全城市化”，因为在不少地方，流动人口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却并没有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按理说，一个国度之内不应该出现多种户籍身份。目前之所以同时存在多种户籍身份，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方面，衍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被赋予了行政、经济、福利等多种附加功能。即使在今天，送户口依然被一些地方作为楼市“促销品”，或者作为一种招商引资的工具。现实原因更多，比如，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籍制度改革遭遇不少地方官员反对，反对的根源在于财政压力。再如，一些地方政府以城市资源承受力有限为由不愿放松户籍。

　　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去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这仅仅是流动人口的数量，再加上户籍农民、无户口人群，可以说，由于户籍身份不同，多达数亿人承受社保不公之苦。这不仅伤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影响到了内需提振和结构调整，因为社会保障公平合理，公民消费才会无忧。

　　值得欣慰的是，户籍身份差异以及社会保障不公已经引起有关方面重视。比如去年出台了一个《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今年又发布的了一个《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而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人社部也表示，国务院已作出部署，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

　　在笔者看来，虽然户籍改革与社保公平同时推进，将会逐步改变“现实户籍制度下不同社会身份社保权益不对等”的局面，但也要看到，现实中户籍改革的阻力还非常大。目前我国户籍管理主要依据还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早已不适应今天，但却不见重新立法的动静。因此，不仅户籍改革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加快改革步伐，而且社会保障改革也要向公平尽快靠拢。户籍改革关键在于顶层设计、立法推进，而社会保障改革关键在于财政投入。期待这两方面的改革早日为数亿人民承受社保不公之苦画上句号。

　　（原标题：户籍和社保改革尚需立法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