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评论员蒋璟璟

　　11月16日，贵州毕节市5名男童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据报道，这5个孩子中有4个辍学，他们与在外打工的亲人较少联系，三周前相约出去玩后就没有回来。19日晚，毕节市委研究决定，对该事件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七星关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唐兴全、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高守军等8人分别进行停职或免职处理。

　　悲剧之后，追问只为了规避重演。数日来，面对5名儿童的非正常死亡，人们心中已是五味杂陈，惊愕、痛惜，并追寻着真相。而如今，真相渐被揭开，细节的还原与紧随而至的惩戒，都指向着救赎与担当。生命陨落，无可挽回，可基于人文的救赎，却是不可或缺——这是对几名“亡童”的起码告慰，也是避免悲剧循环的重要前提。

　　也许，这5名男童的夭折，充满了偶然因素：如果他们不顽皮地出走，如果社会各方尽到关怀与管教之责，如果他们没有钻进那狭窄的垃圾箱……个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变动，或许这起悲剧就不至于酿成。可在偶然之中，也蕴藏着某些必然：如果孩子能有良好的受教育环境，能在亲情濡沫下感受世间的温馨，涉事部门能及早地救助，完善教育矫治工作，帮他们回归家庭，那么，这些悲怆的意象——垃圾箱、取暖中毒等，也就不至于合成一幅辛酸的现实图景。

　　抛开这些“如果”，即便许多机制尚未补全，对未成年人的临时性救助机制，原本不应延宕在“最后一米”——换句话说，假如流落街头的孩子，能有一个临时的“港湾”可驻留、取暖，他们又怎会挤进一个又脏又冰冷的垃圾箱？

　　对于5名男童的不幸遭遇，必须有人出来担责。毕节8名官员或停职或免职，只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内的结果。这种果断的问责，是为了洗刷耻辱，也是为了以儆懈怠者。对渎职者零容忍的姿态，也在拓宽着社会的反思力度。某种意义上，我们怎么处置悲剧，便预示着拥有哪样的未来——8名官员遭处置，是对既成事实的回应，也是面朝将来的郑重允诺。

　　问责确实是事后的补救与努力，可它的警示效应，却投射着责任方的省思力度。几名男童之死，会触发人们的痛点，就在于这种悲剧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潜在对峙。虽说它成因众多，可主管者难辞其咎。现代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厘定，往往遵循着“权力谦抑”的原则——当公共救济的乏力，间接地扼住了孩子的命运喉咙，为之担责，关乎公权伦理。

　　8名官员遭处理，纵使于事无补，也算是有所交代。当重审的是，手握怎样的权利，便负有对应的义务。或许有人认为，制度的缝隙，造就了男童的悲剧，不该由个体埋单。这其实是种误解——恰恰是借由严厉问责与补救机制，制度缝隙被循序填补。问责官员，是公权伦理在悲剧应对中的映射。

　　问责的钟声响起，相信事态会良性发展。在悲恸之余，我们希望，“亡童”悲剧会演变为反思的机缘，能促进公权部门更好地履职，制度设计也能尽早完善。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3版)

　　（原标题：追责，是平复“亡童”之悲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