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改良、制度变革完全可以从自己开始。每个人都可成为君子，都可成为变革的推动者。

　　秋风

　　我与陈心尘先生的论战进入第三回合，陈先生在为反驳我而撰写的《制度问题只能从制度求解》（编按：参见10月25日《东方早报》A23版）一文中首先论述：只有当大多数社会成员看到，通行的规则至少基本是可信服或可畏服的，规则才有可能被人遵守。接下来，他直接反驳我的“回到人心”论（编按：参见《首要的事情是信赖人心》一文，10月23日《东方早报》A23版）。

　　我想说的是，首先，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并不仅在一些具体制度中。当然，制度方面确实存在问题，亟须革新，而且是深层次革新，我也一直在从事这样的理论工作。

　　但我认为，人心败坏、文化溃散、风俗粗鄙是同样严重的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更为切身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中国人，尤其是新兴中产群体缺乏稳定的价值观，被物质主义支配，没有得体的生活方式，不能维持互信的人际关系。弥漫于中国社会的焦虑、不安，乃至怨气、戾气，与法律、政治等领域的制度当然有关系，但人心、文化、风俗乃是更为直接、切近的原因。

　　因此，我给中国社会开出来的药方是中医式的：同时下几味药，表里兼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陈文说，制度的问题只能从制度解决，这话我不同意。但仿此句式则完全可以说：人心的问题只能从人心解决，文化的问题只能从文化解决，风俗的问题只能从风俗来解决。人心、文化、风俗当然与制度有关，但它们究竟属于精神、文化、社会领域，主要得靠教育、教化等方式来解决。

　　比如，可以设想，在学校教育中设立系统的中国经典诵读课程；在社区建立社学，吸引居民诵读经典，把握和提升自身生命，而更为自觉地生活。由此，人心、文化、风俗问题就可以解决大半。而这些革新措施，到今日，已不存在多大意识形态障碍。不少地方政府也在进行尝试。现在仅需要有心之士持之以恒地去做。这是一条以文化安顿人心、建设社会之道。

　　而这也是制度变革的道德与社会基础。陈文说：我们认为变革不良制度的驱动力，主要不是少数所谓“君子”的善心，而是源于自私自利的平常人的自利心。

　　这一命题，在学术论文中，在时评中，在网络论辩中，随处可见。有人据此否定儒家之历史和当代价值：据说，儒家主张人性善，所以儒家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而忽略制度思考和建设。相反，西方人却主张人性恶，相信人天然会滥用权力，所以致力于制度建设。对于这种观点，我在即将面市的《重新发现儒家》一书中有专文反驳。这种看法既曲解了儒家，也误解了西方：即便孟子也没有主张人性善，而《联邦党人文集》明明白白地反驳过基于性恶论设计政治制度的政治观点。

　　这且不言，其实，陈文的观点早已被经济学证伪。这就是博弈论之最基础命题“囚徒困境”。囚徒困境的预设就是陈文所说的状态：两个参与者均为理性的个体，且只追求自身个人利益之最大化。博弈开始，这两个囚徒都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而不考虑对方；双方也都不敢相信或者期望对方有合作精神，所以都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了背叛对方的策略。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既没有实现团体利益的最大化，也没有充分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化，而是得到了对两人而言都极为糟糕的结果。

　　制度经济学更进一步提出，基于自私自利的平常人的自利心，是不可能变革不良制度的。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搭便车”问题。让我引用他的话：“即使一个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其中的道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俗谚已经揭示出来了：团体中的每个人都会想：要改变制度，我要付出很多，而我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其他人什么也不做，就能获益同样的好处，那我为什么要去做？我要等别人去做，我坐享其成。每个人都这么想，就没有人行动。

　　如何走出囚徒困境？经济学家想了很多策略，不外乎增加双方信任，形成合作局面。如何摆脱搭便车困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提出了“意识形态说”：意识形态可以让人不再是“理性经济人”，不再按照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决策。相反，有些人可能见义勇为，为了集体的目标而宁可牺牲自己；由于道德、宗教教条，人们之间也可以形成相互的信任，从而进行合作，集体行动。只有这样，制度才有可能被变革。

　　这些经济学理论都在以现代社会科学的逻辑证明儒家社会理论之正确。儒家相信，风俗之改变和维系，制度之变革，都有赖于君子之先导。为什么？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就是经济学假设的“理性经济人”，只按照个人当下收益最大化行动。如果社会只有小人，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信任，就不能形成合作秩序，也不可能推动制度变革，即便人人都觉得制度不合理。君子却可以解决合作与搭便车的难题，因为，君子见义而为。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从来不指望人人都成为君子，更不要说圣人——孔子之后无圣人。正常社会中，即便君子，也始终是少数。但是，这少数对于社会秩序之维系，对于制度变革，乃是必不可少的，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社会教化只要养成少数人成为君子，也就足够了。

　　这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在《原才》一文中描述的风俗、制度变革之道，也是我反复论述的解决当下中国各种烦难问题的基本思路：人心之自觉可形成若干君子。君子进行教化，比如引导商人、官员、普通白领诵读经典，完善人格，即可养成更多君子，以及分布于基层社会的数量更多的绅士。君子、绅士将会移易风俗，创新制度，推动整个社会秩序之更化。

　　这个变革之道，卑之无甚高论，但合理而易简、可行。它是说，风俗改良、制度变革完全可以从自己开始。每个人都可成为君子，都可成为变革的推动者。问题仅在于，你是否体认你的不忍人之心，并据此直道而行。

　　（作者系北京学者）

　　（原标题：不要再迷信利己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