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斌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曹丕先生在一千多年前说的话。自此，文人之间似乎便一直相互“轻”下去了。到了民国，鲁迅先生专门撰文论过，从一论开始，一直作到七论，曲曲折折，欲言又止，颇有些雾里看花的意思。但文人之间的相互不买账，却是确凿无疑的了。这与武人的相轻有些不同。毕竟，武人之间倘相互瞧不上，不妨相约个地儿，你死我活地打一架，无论是武当派，还是崆峒派，技法可以各异，但只消把对方打趴下，胜负自然板上钉钉，落败的人也只好服气，再没有“轻”的资格，大不了羞恨难当，回到家里对着孩子嘱托几句，便自断经脉地死了，这也都是常见的。

　　而文人之间的相轻，按照“始作俑者”曹丕先生的说法，端在“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可见，文人之间的较量，因为缺乏度量衡，高下难判，相互轻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写散文的看不起作小说的，作小说的看不起写散文的，诸如此类，都是见怪不怪了。倘要论定一个输赢，决出一个胜负来，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打一架又似乎不雅，有违君子之道，只好“和平共处”地相互看不起了。其实，即便“文同一体”，也是要相轻的。譬如即便同为诗人，因为诗与诗之间亦难有确凿的标准，又据说“文章总是自己的好”，诗歌自然也不例外，于是诗人间也只好相轻起来，新月派的看不起象征派，偶尔见到，大抵也是虚以委蛇地问好而已，至于暗地里胸闷气胀，乃至老胃病发作，也是我们经常能见到的。

　　我想，大约在唐尧时代，文人之间的相轻，或许并不多见吧。毕竟，连王位都肯禅让的时代，端的是和谐社会了，文人之间实在没有“相轻”的道理。于是，不妨“你好我好大家好”。春秋战国以后，据说养“士”的传统渐渐地起来了。上层人家大抵都养了一拨“士”，那阵儿流行叫“门客”，鸡鸣狗盗杂之，但大多以文人为主吧。按照毛主席的说法，这些“毛”都是附在“皮”上的。相互之间不免要争风吃醋起来。记得小时候看连环画，看到有贵族延聘了什么名士，或引进了什么“海外高层次人才”，正大张旗鼓隆重接待之际，躲着隔壁门房里的一班文人，则不免个个跌足叹气，肚皮一鼓一鼓的，八字胡还要愤怒地翘起来，画得实在是惟妙惟肖。毕竟，新的领军人物引进来，现在的一级骨干，就要变成二级骨干了，依此类推，接下来要上演的，自然就是“文人相轻”的故事了。但这种相轻，似乎与曹丕的“文非一体”无关，却颇类嫔妃们的争宠。

　　有意思的是，文人之间的相轻，由头不可谓不多，五花八门，无所不及，端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矣。才学高的，自然可以轻才学低的；但才学低的，却也可以从其他的“进路”切入，来轻才学高的:譬如小老婆庶出焉，斗鸡眼兼结巴子焉，非名校海龟焉，清高狂狷焉。就像女人之间的相轻，漂亮的固然可以轻丑的，丑的自然也可以轻对方是“狐狸精”，由此在道德上胜利一番，顺利扳回一局。于是，文人之间的相轻，实在不啻于一场混战了，只要抓住了对方一点，便可以刻骨铭心地轻起来。因为文人的相轻，是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你可以看不起我，我自然也可以看不起你，但相互间却可以并行不悖的，各自“精神胜利”，倒也相安无事。不像武夫之间的相轻，一定隆重地下个帖子一决雌雄才行。

　　当然，文人之相轻，一般只是文人之间的相轻而已。换言之，文人敢于、善于并乐于“轻”的，也只是“文人”，他们绝不会、也不敢“轻”到武人头上去。因为武人有拳头，一身腱子肉，经常胡乱地抖动，脾气又火爆，既不讲“理”，又不讲“礼”。因之，倘有不慎，骨头一轻，轻到了李逵之流的身上，就不免“后果很严重”了，轻者满地找牙，重者恐怕一颗斗大的文曲星，就要彻底陨落了。众所周知，古代有个阮籍先生，是个青白眼，见到高人就用青眼，见到俗人就用白眼，牛气得很。但我想，阮先生的社交圈大抵都是些文人吧，所以白眼相轻一下，也是无妨的。倘若遇到赳赳武夫，却要继续白眼加之，阮先生的眼珠子，大概就要不保了。所以自古以来，史书上有的，大抵都是些文人看不起文人的记录，毕竟这种“相轻”是最保险最和谐不过的了，而且还有一点点浪漫的成分在里面——有吗?我看还是有一点吧。

　　（原标题：趣谈“文人相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