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西安务工人员数量已达百万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80后或90后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与父辈们一样，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发展默默奉献着。他们同城里人一样，对文化及精神食粮有着强烈的渴求。然而，他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建筑工地、理发馆、小饭馆、出租屋之间辗转穿行，娱乐生活枯燥、单调，身在城市却很难触摸到城市文化的温度。（11月30日《西安晚报》）

　　这是《西安晚报》记者采写的西安进城务工人员精神文化需求现状透视中的一段充满真情的表述，也基本体现了农民工“在城里，我们没有地址”的窘况。没错，农民工进城务工，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农村的城市化进程的现状，已经无法接纳大量的新增劳动力，加上新生代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使他们离开故土来到城市；而城市生存的艰难，又让他们在吃饭、睡觉的地方来回穿梭，匆忙着他们的匆忙，急切着他们的急切，很少感触文化的熏陶。

　　但是，谁要以为这些人除了劳作吃饭方便睡觉以外，再没有其他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那就是对他们毫无认知。这里，且不说马斯洛那个“需求层次说”理论揭示的道理，就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句古话来说，就能够轻易看到人对“美”的追求，是何等的强烈和持久。这里的“美”，当然不是单指美人，尽管美人也是人人爱慕的尤物，甚至秀色可餐也。但更多的是指一切能够带来美的享受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产品。物质的美咱不说它，农民工即便收入菲薄，也有偶而饕餮一次的机会，况且他们极易满足，一顿羊肉泡馍外加一瓶啤酒，就能让他们大快朵颐，得到别人体会不到的美感。但精神文化的美——戏曲的、文艺的、电影的、音乐的、文学的┅┅就很少来敲他们的窗户，让他们步入了文化的沙漠。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走出了村庄，走出了牵肠/不停地更换着驿马/我像一件货物把疲惫堆了进去/挤走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气息/把喜悦和悲伤交给停止摆弄的钟/慢慢咀嚼车票和行囊/我的身骨就是车票和行囊永远追赶前方”（麦秸《一个没有地址的人》）——这是陕西富平进城打工者陈向炜（笔名麦秸）的诗歌，谁能说它不能带来有如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那样的震撼和感动，而他的“给我一个地址，然后一个猛子扎根下去”（麦秸《给我一个地址》），更让人听到了一代农民工的呐喊与渴求，其中就有文化审美的渴求。他们渴望音乐，但只会在演奏圈外驻足聆听，不敢上前参与；他们渴望健身，但在豪华的健身馆前望而却步，不敢消费；他们喜欢电影，但昂贵的电影票和爆米花，似乎不在他们消费的范畴，他们只能攥紧了口袋里的钞票，因为一次电影，就可能是一周的餐费；他们也渴望去图书室一饱眼福，但图书室开放的时间，正是他们为生存奔忙的时间┅┅他们能够支配的，就只有上网、听歌，或者老乡聚会，甚或去一些┅┅的场所。

　　这就告诉我们，应当为他们提供文化精神的食粮，最好还有“进餐”的地方，动用社会资源，实施公共服务，把精彩的文化服务送给他们。就像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每晚向农民工免费送票一样，就像“西安工友会”那样的草根公益组织，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文娱活动设施、组织娱乐活动、每周为工友放映电影，遇到节庆假日，还会组织进城务工人员自编自演文娱节目，营造一个温暖的“文化之家”。

　　目前，城市文化设施的现状和需求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分布也不合理，难以满足农民工较多地域的需求，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权利和其精神文化的需要，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这正是亟待重视的问题，和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的地方啊。

　　文/雷钟哲

　　（原标题：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需社会共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