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牌镇打造的万顷良田。 界牌镇大型社区。 界牌新村

　　江苏界牌镇农民“离土”进社区 零散土地合成万顷良田

　　界牌镇位于江苏省中部城市丹阳，曾以灯具和汽车配件生产闻名全国。在近几年各地掀起“城镇化”建设的风潮中，界牌镇创新土地流转方式，将原先零散的土地重新进行大规模整合，以适应现代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同时用各种方式让村民参与到政府的“改革分红”中。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农村城镇化建设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界牌镇作为其中改革的典型乡镇，如何合理解决敏感的“土地征用”问题？是否让我国其他农村具有借鉴的意义？

　　文/图 本报记者贺涵甫

　　万力刚是界牌镇有名的种粮大户。初冬的一个午后，年过半百的老万驾着摩托车前来和记者赴约。记者最明显的感觉是，老万与印象中农民的形象相去甚远——衣着整洁、精力充沛，说话铿锵有力。

　　机械化种植

　　年入30万

　　老万说，他在界牌镇承包了350亩地，一年可产水稻1300斤左右。在无法种植水稻的冬季，他就改种小麦。按照现时收购价格，水稻每斤6毛钱、小麦每斤4毛钱，刨去成本，再加上国家各级政府的相关补贴，老万一年可以有30多万元的稳定收入。

　　记者跟随老万来到田埂边，一旁的空地上还堆积着老万农忙时用的农具。老万告诉记者，他是外乡人，但早在10多年前就到当地承包种地。“当时的农田都是零星散布，不好大规模种植，收成也不好”。按照老万的说法，2000年前后，界牌镇农民还有一句俗语，“种地还不如去卖粮”。

　　而现在，农忙时老万一天工作9个小时，每天清早6点准时下地干活。整片地就只有他和老伴两人，种植和灌溉全部使用机械化操作，“家里的亲戚看我富了，也都跟着我来到这里。我的一个亲戚现在种地，一年也有十多万的收入。”

　　分别前，老万还兴致勃勃地聊起自己的娃，“两个娃，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常州。前几年给上海的娃买房付了首付。这不，我跟老伴儿还得省着点花钱。等再过几年，几个娃都安顿好了，我也就回老家享清福去”。

　　农民“跳槽”

　　让土地“转”起来

　　在界牌镇，像老万这样的“种粮大户”不在少数。而类似的“大户”，在10多年前可不多见。记者了解到，当地主管部门，曾在数年前开始了所谓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改革”，具体做法是：两田分开，口粮田按农村人口均分，责任田虽原则上按农村劳动力均分，但其中已从事二、三产业且有稳定的收入者，根据其自愿，可将责任田的使用权转让或租赁给别人耕种。这些措施，都在为催生“种粮大户”做了铺垫。

　　但土地能否实现流转、集中，还取决于种田能手是否愿意接田。对此，界牌镇制订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多方面扶持“种粮大户”，诸如，集体为之搞好水利、道路等农田基础设施；加强机耕、植保等项服务，尽量少收其服务费等。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曾七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的实现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国家宏观愿景结合在一起。

　　而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征地”等敏感问题，有些地方在征地过程中还引发了群体性事件。那么，作为丹阳市下属最小的镇，界牌镇是如何完成向城市的转变呢？

　　界牌镇是全国闻名的“灯具之乡”，这为引导更多的农民“离土从商”，提供了天然便利。除此之外，当地还是华东地区重要的汽车配件加工生产地，遍布全镇6个镇级工业园区，内有标准厂房和商住楼，总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此外，13个行政村被重新规划浓缩为5个，多个村近几年也陆续营造了自己的工业小区和商住楼，总面积达上万平方米。所有这些均为农民“跳槽”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农民住社区

　　有补偿、可分红

　　“农民是否愿意离开土地，直接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来代替过去的农业收入，”界牌镇党委副书记聂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介绍了当地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举措。

　　“每拆一户，根据相关政策，拆迁户就可以拿到两套住房，并有10万元左右的现金补偿，”聂晴说，通过土地拆并流传，重新复耕的农田达到6500多亩，当地随即打造出“万顷良田”工程，循序渐进地催生出像老万这样的“种粮大户”。

　　“至2009年，全镇共拆迁了2412户，共70万平方米”，聂晴告诉记者，被拆迁的村民均被统一安置到政府的惠民工程“界牌新村”居住，“村民房产的评估和拆迁，我们都引入第三方专业团队，比如负责评估的公司来自南京，由常州的动迁公司负责动迁”。

　　聂晴说，具有当地户籍的村民被拆迁后，可以以每平米588元的价格购买“界牌新村”的单元房，而如果按照市场价，每平方米为2750元，“而且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有产权，村民拿到房子还可以进行交易”。

　　除此之外，由镇政府牵头成立的“宏森公司”负责全镇的现代农业建设和土地开发，“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定下基调——公司所产生的全部利润都归百姓所有。而农民被征的土地，作为公司股份的一部分参与公司盈利的分红，共同分享由土地带来的回报。担任公司领导岗位的镇政府公务人员都报上级组织部备案，接受纪委监督，并且不占股份、不拿公司一分钱。”聂晴对记者说道。

　　据了解，对公司的监督，每个村还可派出5个代表，公司的财务完全公开，并接受上级部门每年的审计。公司的盈利和分红情况，会通过人代会进行通报。

　　由于部分农地目前还在复耕阶段，目前还没有更加具体的分红计划。

　　村民

　　改革有群众

　　内生需要

　　界牌新村是当地的一个超大型社区，拥有高绿化率，共计划开发4期项目，目前第一期已经有居民入住。

　　记者来到界牌新村时，正值傍晚。小区门口停了好几辆汽车等待保安依次放行。在小区里，各种不同的住宅楼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在中心湖中的一块绿地上，还建造着十余栋独立别墅。而从大门口走到连接中心湖的小石桥，共用了近半小时。

　　村民张发胜说，“我是2008年搬入的，共分到两套房子，120平米”，老张说，早在拆迁前，他已经营了一家物流公司和一家灯具厂，家里条件算是不错，“这次政府搞改革，我的厂子也吸收了几个人，安排他们就业，也算是为自己家乡做点贡献”。

　　张发胜透露，以前界牌镇村民很多都开设了自家的小作坊，有的逐渐发展成有规模的工厂，“但因为缺乏科学规划，造成工业园区和民居混杂，农田被分割成面积很小的许多块，农民种地不便，村民的生活环境很差”。

　　来自当地一家汽配厂的王建中表示，以前当地的河“都是黑色的”，加工厂的噪音又影响附近住户的休息。当地某企业负责人则认为，土地的零散、规划无序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企业的再发展。

　　老张对记者说，界牌镇的新一轮土地承包改革也寄托着群众内生的需求愿望，而土地经过重新规划，也更加适合企业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按照他的说法，经过改革，如今具有当地户籍的村民都可以享受覆盖全镇的“农保”，以及各种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特别是‘界牌农保’，政府为每人每月支付120元至200元不等的金额，从出生到离世都可以享受”。

　　专家 视点

　　设想规划合理

　　政策落实和廉政配套是焦点

　　“在中国农民的传统思维中，一直都存在着‘惜土如金’的想法。随着土地税减免，农田更是成了香饽饽，”长期研究中国土地经济的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社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特别在中西部有大量劳动力输出的地区，改革经常因为“土地”问题而变得格外棘手。

　　“青年人认为，自己即使在外打工，只要土地在手里，哪怕老了也有依靠。而老年人就直接把土地和养老问题联系在一起，”刘社建认为，如果界牌镇的这些改革举措能切中问题要害，真正让农民自愿把土地拿出来进行流转，是作为其他地区一个很好的参照。

　　“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相比以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不少。但这需要大量成规模的土地作为前提。”刘社建说。事实证明，原本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已经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而那些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前往城市务工，使得农村劳动力出

　　现短缺的中西部地区，正可通过土地集中经营，进行科学化、专业化的生产，弥补过去的不足。

　　“如果把界牌镇的改革作为一个范本，必须承认，它的设想和规划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同时，我们更要持续关注其后期的落实工作，比如农民如何以土地或者其他方式参与政府土地开发的分红？土地的开发过程中如何监管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政问题等，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原标题：洗脚上楼 田地入股一个镇的土地流转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