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减轻已经有腐败行为的人对反腐败的抵抗，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需要另辟蹊径，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12月17日《京华时报》）。

　　显然，李永忠的观点与公众对于腐败“零容忍”的期待相去甚远，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对于这一点，作为制度反腐专家的李永忠，不仅心如明镜，而且一定比公众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其之所以在明知会遭到公众反对的前提下，依然主张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是因为它认为“绝不赦免”肯定会给反腐败斗争带来更严重的抵抗，从而造成旧的存量无法解决，新的增量还会迅速存积。

　　从理想的角度看，反腐绝对不应该“有条件赦免”，而应当实行“零容忍”。但是，理想不能取代现实。反腐方面的“零容忍”从来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在达到理想目标的路径上必然会面临诸多阻力。也正因为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反腐“零容忍”的目标，必须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以一定条件的妥协来换取改革阻力的减少。

　　在这方面，其实也有现成的成功案例。比如，香港的反腐“零容忍”受到不少人的推崇。但事实上，香港今天的反腐“零容忍”，也是付出很大妥协代价而建立的。在30多年前，腐败甚至已经成为香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都认为腐败已经是无法根治的“癌症”。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廉政公署在反腐过程中，为了减少改革阻力，通过设置缓冲期对腐败问题既往不咎，使得香港人从腐败是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零容忍”是生活中的习惯。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理想的市场经济论者主张价格改革需要一步到位，结果是“价格闯关”以失败告终，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反倒是产生诸如“官倒”之类弊端的价格双轨制，以部分赎买的方式让价格平稳闯关，最终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过渡。以至于有学者据此认为，如果要说有“中国模式”，一定是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妥协的“双轨制”。

　　不过，更应该看到，香港经验和双轨制的成功实践，在进行适度妥协的同时，也给了公众一个明确而且值得信赖的稳定预期，即公众暂时的妥协，一定能够换取未来更好更长远的收益。也唯有如此，需要妥协的改革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可是，当下的反腐制度设计，“妥协论”屡屡呈现出“只有公众妥协，没有稳定预期”的尴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改革需要妥协的论调虽然从理论上正确，但在实践中就很容易沦为“无原则的退让”，公众自然要反对这样的妥协。（北京 志灵）

　　（原标题：改革可以妥协，但妥协者不能总是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