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申

　　1942年河南(中原)大灾荒，饿死许多人，冯小刚的电影展示了那段悲惨历史。有人想象，死了的婴儿，没能在人世间走一遭，不甘心，发狠道: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穿越——再投生，谁料生不逢时，一落地又给饿死了。这是想不到的事。莫言有文章《吃相凶恶》，以他的年龄，所经历的挨饿，自然是后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常搞“忆苦思甜”活动。因为有教训，主办者事先都严查你说的到底是“哪年”的事。如果是“低指标”，那可就是政治问题了。大队革委会主任指着鼻子训:“吃糠吃多啦?猪脑子呀!得说1949年10月以前的事，明白不?”骨干社员说:“明白，可那时俺还不记事。”主任吼:“回家问你娘!”

　　塞北有些地方，偏偏1947、1948、1949年年景尚可，没闹大灾。没办法，那也得“忆”呀，只能找那几年卖房卖地的破落户。农民没地，按理说应该很苦，可情况又绝非那么简单。某朱姓人家，原富足，有骡马有雇工，但赶上他爹败类，抽大烟胡造，孩儿们也跟着有米一锅有柴一灶，穷是穷了，倒没亏肚子;而一窦姓人家，曾贫苦，但勤俭度日，一来二去置些房子田地，看似富，但亏着肚子。原以为日后穷富见分晓，没想到划成分了，就以解放前三年经济状况为准，朱家划贫农，窦家划地主，窦家私下说比前朝姑奶窦娥还冤。

　　看似个例，实则不少。以“三年”定终身，很难公允。但那又是不容分辩的事。成分、出身，在三中全会前就跟标入阎王爷生死簿一般，不光定了个人今生今世，看那架势还要惠及或坑害辈辈子孙。在农村，成分好的可当兵选工入学，成分不好的连媳妇都娶不上。换婚，最初起因就是地富为给儿子娶个媳妇，将挺好的闺女嫁到特穷的贫农家，换对方家女孩。后来可能上面也觉出有点太过，下文件改“子弟”为“新社员”，可你就是改“新新新社员”，又有几个贫下中农女儿愿往火炕里跳?我当党校教员时，有个学员问将来农村“阶级敌人”都死光了，还革谁的命?我说那就看谁命不好了。亏了这时开了三中全会，不然这话就犯忌了。

　　想不到的事总会发生。围场县大山沟里，老贫农姓权，在村里掌权多年，儿子好几个，当初没一个好好念书的，不怕，成分好，机会多。地主姓钱，孩子没出路，都好好念书，别的同学说你们念也白念。没想到，还有不讲成分这一天，钱家孩子上大学的上大学，开矿的开矿。老权的儿子去老钱家的矿上开勾机。老权一开始转不过弯，不让去，说咱有权的咋为他有钱的干活。后来他想起来，定成分时有指标，村里都穷，就他们一户姓钱的，加上还雇两次短工(按当时政策，两短工折一长工，为地主成分标准之一)，工作队说谁叫你姓钱，你就当地主吧。结果弄得老钱家三十年有屁都得找没人的地方放。

　　还有个想不到的事，倒是乐事:某县一老板，企业家，家财万贯，人有魅力。老伴没了，旁人都寻思他再找个谁。一朝办喜事，新娘竟是儿子的前妻。都说想不到，其实也没啥，人家离了婚，找谁都可以。麻烦的是这前儿媳妇有孩子，从孩子爸那论，该叫爷爷;而从当下妈这论，又该称爸(后爸)。到底咋称呼，是人家家里事，但坊间有爱操闲心的人，创造了一个新称呼:“爷爸”，亦为未来有这等关系的孩儿解了难题。

　　有一年坐火车快到石家庄，上来两个女孩浓妆艳抹眼睫毛像刺猬，尤其一身香水味，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生化武器。忍不住，学着那边的话问:“昵(你)们，是走(做)甚么的?”女孩说:“俺们是干特哼(行)的。”“特行?”我乍听还以为是公安呢。后来咋看咋不像，又问，她们瞥我一眼，明显地瞧不起，一个说:“挺打(大)岁数，咋连这都不懂。告诉你吧，走似(就是)坐太(台)。”另一个挺大声说:“坐太(台)明白不?”我摆手，指指乘警。她说:“没丝儿(事)，不似(是)出太(台)。”一副很得意的样子。真想不到呀，她们还挺自豪的，我一下就让生化武器熏倒了。幸亏石家庄是终点站，朋友接站，提这事，说:“你要不倒，没准被俘虏了。”我说就那些刺猬针尖，我绝对落荒而逃。

　　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正要打的，身后有人说:“二位大哥，去俺们店吧，俺们那又便宜又好。”我回头一瞅乐了，正是她们俩，我说:“昵们出太(台)了?”

　　（原标题：想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