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不愿进救助站，用手机模型假装给家人打电话找拒绝理由

　　这些是被救助者进站时，救助站从其身上搜出的刀具

　　南运河一座桥下一些临时搭的窝棚有人生火做饭，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张毅 摄

　　■本报主任记者 李战洲 记者 张毅

　　11月16日，贵州毕节五名流浪儿童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11月30日，河南郑州，一名农民工在一座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死亡……

　　短短半个月内，两起跟救助有关的事件把城市救助管理推上了舆论的焦点，沈阳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则以“刀尖上的救助”形容目前的救助工作。

　　两个流浪少年的“江湖”

　　“你不够朋友，我什么事都想着你，关键时刻你出卖我！”

　　“我只是说我没偷，我又没说是你偷的！”

　　“保安问你是不是我偷的，你咋不说不是？现场就咱俩，你说你没偷，当然是我了！”

　　“保安扇嘴巴子，我敢承认是我偷的吗？”

　　11月27日下午，沈阳市救助管理站的一间教室里，两个穿蓝上衣的男孩坐在电脑前，一边争吵一边玩着最简单的小游戏。

　　管理站副站长鲁春华正在向电视台介绍两个孩子的来龙去脉。

　　“听阿姨的话，吵吵两句就行了，不许动手呀！”虽然有老师看着两个孩子，鲁春华还是像家长一样叮嘱着。

　　鲁春华更多的在介绍救助站如何开展冬季救助。在“毕节流浪儿童”事件之后，各地救助站对流浪人员展开救助的新闻频频见诸媒体，但在鲁春华看来，这些都是日常工作。

　　两个男孩大的14岁，叫大刚（化名），辽宁人，小的叫果果（化名），13岁，黑龙江省漠河县人。

　　“一、二、……这是大刚第四次进救助站了，2010年第一次来，这次比上次更瘦了，但长高了。”鲁春华说，

　　“漠河、北极村都没去过吧？美着呢！”果果问记者，言语里带着自豪。

　　“小屁孩儿，没经验，什么都跟人说，等着吃亏吧！”大刚敲击着键盘，嘴角挂着轻蔑的笑，虽然脸洗得干净，但十指油乎乎的，指甲里还带着黑泥。

　　“知道能咋的？把我送回去，大不了我再出来。下次再到沈阳我可不想遇到你。”果果似乎对大刚意见很大。

　　“你也算个老爷们？除了装哭还会干什么？给保安跪下，就差磕头了！”大刚提高嗓门。

　　“我是真哭，打嘴巴子疼！”果果辩解。

　　大刚跟果果一个漠河流浪老乡在沈阳相识，11月24日，这个老乡要到南方流浪，临走前把果果介绍给大刚，要大刚好好照顾。此后几天里，白天两个孩子瞎逛，饿了“舔盘底儿”，翻垃圾箱，夜里到网吧“包宿”……

　　11月26日天黑时，他俩在一个超市被保安逮个正着。

　　“我俩同时被抓，我挨了嘴巴子都说不认识他；保安吓唬他，他把我交代出来了！”大刚依旧愤愤不平。

　　27日下午，救助站给站里的流浪人员上了一堂课：“什么是幸福”。

　　“在爸爸妈妈身边是幸福的，有温暖的家是幸福的……”女老师动情地讲。

　　果果抱着脑袋趴在课桌上，不停地耸动着肩膀擦眼泪；大刚先是若无其事地折纸，之后眉头紧锁，偶尔抬头看看老师。

　　27日晚间，沈阳市救助站通过漠河救助站联系到了果果的爸爸。

　　“这孩子送回来还得跑，你们白费劲，我连打他的心情都没有了。”电话里，果果的爸爸语气平静，放下电话前，他没忘记感谢救助站，他说，这几年几乎每年都要感谢几次全国各地的救助站。

　　“从沈阳到哈尔滨再到加格达奇，最后到漠河，得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得憋死我。”几乎能背出火车时刻表的果果情绪有些低落。他告诉记者，爸爸再婚后有了他，他没户口，感觉同学看不起他，他认为爸爸对他不好，感觉自己是家里的负担，便开始流浪。

　　“我不会想他，我不缺朋友，都比他义气。”大刚看着果果说。

　　“我也不会想你的，我以为你多大能耐，这才几天就被抓了。”果果的话里充满孩子气。

　　28日，救助站工作人员护送果果回家，两个刚刚认识四天的小流浪汉甚至没说一声再见就分手了。

　　尴尬的救助

　　在果果离开救助站几天后，大刚也被送回家。

　　大刚的爸爸在沈阳居住，前三次都是他到救助站接大刚，这次，他的手机连续几天都处于关机状态。

　　大刚的遭遇在流浪儿童中是个特例。父母离异后，他跟父亲生活，父亲再婚，继母对他也很好，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为了让儿子出人头地，爸爸把他送到一家寄宿制学校，但他实在不愿意学习。

　　“逼着我学，成绩不好就往死里打，学校也逼，简直压抑死了！”离开救助站前，跟记者已经熟络了的大刚简单地说了几句心里话，并让记者看他手背上的一道伤痕。

　　鲁春华一直为大刚惋惜，她说，大刚的爸爸是个挺负责任的人，就是过于严厉，孩子从家里出逃跟他有直接关系；她印象里的大刚“家教很好，聪明至极，从不骂人”。

　　但这次再见到大刚，她明显感到这个男孩越来越不好管，甚至对她也倍加防备，身上的坏毛病也多起来。

　　“未成年人流浪的根源绝大部分都在家庭。”她说。

　　在鲁春华看来，流浪儿童只要有了第一次流浪经历，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无拘无束的生活和光怪陆离的世界对他们简直太有吸引力。因此她对大刚的未来并不乐观，流浪儿童能够重新回归家庭的很少，能够放弃流浪的少之又少，违法犯罪的也不在少数。

　　12月6日上午，沈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甄海军正端详打印出来的新闻：11月30日，河南郑州，一名农民工在一座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死亡。

　　“郑州救助站承认管理有纰漏，这下问题严重了！”他说。

　　从2003年沈阳市收容遣送站摘牌，救助管理站挂牌，甄海军一直担任站长。军人出身的他感慨“救助工作比攻城拔寨还难”。

　　“谁要是愿意接受救助，我们得谢谢人家。”甄海军说对方不愿意接受救助，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乞讨也是劳动，不违法。”

　　12月5日，甄海军发现南运河一座桥下一些临时搭的窝棚有人生火做饭，对方自称是农民工，没钱租房子。根据有关规定，农民工不属于救助范围；而一旦出事，人们很容易把他们的境遇跟流浪乞讨人员联系到一起。

　　冬季是北方救助工作的最关键时期，也是被救助人员最难熬的季节。受冷空气影响，沈阳市气温不断下降，救助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不需要救助的人和需要救助的人混杂在一起，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不愿意进救助站”，这也是全国救助站面临的困境。

　　“我们没权利拆窝棚，即使有权利，拆了后他们住到哪里？万一冻伤冻死后果谁承担？”眼前的情况让甄海军左右为难。他赶紧吩咐人再到现场取证，然后给有关部门打报告，以备不测。

　　12月6日上午，记者和救助站工作人员找到了这些窝棚，窝棚一个挨着一个，用棉被搭起，外面罩着塑料布，烧火用的劈柴随处可见，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堆积在窝棚外。

　　6日白天沈阳最低气温零下9摄氏度，夜间零下17摄氏度，桥下温度更低，风更大。

　　“就怕喝多了后不知不觉被冻死。”副站长李学杰说。

　　办公室主任王跃刚挑起一个窝棚的门帘，“床上”似乎没有人，但被子在轻微起伏，掀起三层被子，一个穿西装的男子蜷缩在里面，枕头旁是一盒硬包三五牌香烟。

　　再三追问后，男子说他是在工地打工的，这几天累了，想“自在自在”。

　　“去救助站？行呀，管酒管烟不？”男子闭着眼睛、打着呵欠出了道难题。

　　“赶紧走，我不去救助站，我要饭也是自食其力！”当工作人员掀开另一个窝棚的门帘时，一个面色苍白、操外地口音的男子突然坐起来，厉声喝道，并骂了一句，之后用被子蒙住脑袋继续睡觉。

　　那是一床崭新的草绿色军被，工作人员认出这是救助站发的军被，最近几天这名男子应该得到过他们的救助。

　　放下一张联系卡后，救助人员叹气离开。工作人员说，这样的遭遇几乎每天都在重复。

　　沈阳大学南门附近，一个60多岁的老人坐在台阶上吃盒饭，喝白酒，听收音机。救助人员告诉记者，老人姓张，已经在这里“窝了”六七年。

　　“喂，他们又来要我去救助站，去不去？……嗯，不去，听你们的。”

　　听说要他去救助站，老人拿手机，跟“家里人”通话。

　　记者拿过他的手机，发现那只是一个手机模型。

　　“老朋友了，他挺尊重我们，为了不让我们为难，每次都找个不去救助站的理由。”王跃刚告诉记者。

　　“外面自在，要啥有啥，去那里多遭罪！”老人说。

　　对长效救助机制的期盼

　　除了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工作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绝大部分的被救助者都不愿意说出真实身份，遣返工作无法开展。

　　甄海军告诉记者，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流浪乞讨人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求生存的，这部分人数极少，由于救助站不让抽烟喝酒，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来的；另外一大部分则发展成职业乞丐，他们的目标是追求高收入，一旦进入救助站，自由受到限制，会耽误他们赚钱，更不愿意来。

　　“凡是被送到救助站的，都自认倒霉，甚至充满敌意。”鲁春华说。

　　一个事实是，流浪乞讨10年以上的被救助人员，大都有被“收容遣送”的不愉快经历，这也许是他们不愿意进救助站的原因。

　　李学杰认为，部分市民对被救助对象不尊重，会刺激他们的自尊心，进而产生对救助的敌对心理，比如他们在救助现场经常听到有人说“直接抓进去不就得了”。

　　2010年3月，“犀利哥”突然闯进大众视野，他同样拒绝接受救助。救助站工作人员跟他谈话时生硬的语气引起网友质疑：对待一个流浪乞讨人员不能像质问犯人。

　　“要我们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被救助人员，有些不切实际，但工作人员的态度不会有太大问题。”一位救助人员表示。

　　“收容遣送的年代，我们配警服，电棍，手铐，那时候工作效率真高，但人权被忽略了，现在尊重了人权，但工作效率上不来了。”对于救助工作的现状，一位老救助人员心情复杂。

　　一个事实是，现在沈阳街头流浪乞讨的正在减少。

　　以外来未成年流浪乞讨者为例，沈阳市救助管理站统计的数字是：2008年，422人；2009年，379人；2010年，剩下了292人。

　　救助人员解析个中原因：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让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在回家后有了生活保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沈阳市对市容环境的集中整治。

　　不可否认的是，在重大节日或活动前集中治理流浪乞讨者是国内通行做法，并且效果很好，但势必对现存救助体制下“自愿接受救助”的原则造成一定冲击。

　　对于之后流浪乞讨人员是否回流，救助人员没有做出预测。但甄海军认为，现有的救助机制让救助管理工作疲惫不堪，“建立一个解决救助困境的长效机制才是最终出路。”

　　十年救助之累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十年间变化不只体现在名称上。

　　根据国家规定，救助对象限定在“自身无法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

　　现实中，救助早已超限。

　　无依无靠者，要不到工资的农民工，两劳释放的，智障走失的……

　　“人家在政府机关工作，总会有人求着办点什么事，这么多年了，没人来求我办过一件事！求啥呀？能求到我们干啥？想想就自卑。”一名救助人员诙谐地说。

　　“有些人来时除了一把刀，身无分文，他只需要一张回家的车票，但不属于救助对象，如果我们把他们推出去，他极有可能犯罪，我们只能帮他。”李学杰向记者展示他办公室内，十余把被救助人员进站时被没收的管制刀具。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说，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冻伤严重的被救助者：给他们脱鞋，鞋和脚一起掉下来。

　　收容遣送似乎更简单易行，而救助管理带给救助人员更多的是无奈和迷茫。

　　十年里，他们先后给40多个“黑户”上了户口，解决了一些孩子的上学问题；因为救助，他们也当过被告；2003年一起未成年流浪人员之间的互相残杀让他们心惊肉跳。

　　一个拾荒的被救助者临走时说丢了15个矿泉水瓶，救助站买了15瓶矿泉水，还得把水倒掉对方才肯走……

　　一个外地妇女，到沈阳找有外遇的老公，衣食无着进了救助站，手里拎着一把菜刀，说啥不松手，救助站花150块钱买下她的菜刀……

　　去年3月份，一个河南小伙子从漠河来到救助站，他双脚严重冻伤，需要截肢，2008年小伙念高三，要转学到一个好点的高中，需要3000块钱，但家里不给拿，他负气出走，要闯出个样子给父母看看。

　　他的父母赶到救助站，当时跪在孩子面前，痛哭流涕，这样场景让救助人员十分痛心。

　　甄海军告诉记者，还有大约300名流浪的智障者被寄养在康平、法库、于洪的三家养老院，这些人基本不会再有人来认领。

　　“救助站门口偶尔会有被遗弃的孩子，一般穿戴都很整齐，兜里还揣着糖块，一个苹果，几块钱，能看出家长也是舍不得。”鲁春华说。

　　今年11月29日，第七届全国救助管理站站长交流会在长沙召开，甄海军参加了这个会，私下里对救助管理困境发牢骚是站长们的老话题。

　　令人尴尬的是，会议第二天就发生了郑州农民工死亡事件，甄海军心里像“长了草”。

　　“千万别死人”，甄海军说这是救助的底线。

　　现在，沈阳市救助管理站全员上岗，白天巡逻车沿街巡逻，夜间所有人被编为10个组，从17时到23时轮流上街巡逻，“人停车不停”，一台巡逻车随时待命。

　　“晚上八点半以后单位给我打电话，我的心就提溜到嗓子眼儿。”甄海军说。

　　每年的年终总结大会上，甄海军都会给同事们鞠躬，并“感谢大家，经过大家努力，这一年没死人。”

　　甄海军希望这样的场景今年年终能够再现。

　　（原标题：“刀尖上”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