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琳

　　只要跟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均以强奸论处，而不论该幼女是否同意。以双方同意或父母不究为由，批评法院对此案的判罚，是打错了靶子。

　　深圳市罗湖区法院落判的一起强奸案，近日成了网民热议的焦点。16岁的男孩许某华曾与一名13岁女孩恋爱并同居，他因此被法院一审判处强奸罪名成立，获刑1年3个月。

　　很多网友据以批评的理据在于：双方是自由恋爱并同居，两人的家长事后也未追究，公诉机关操的是哪门子心，非要将恋爱的男孩送上法庭呢？

　　但事实上，这个案子在法律圈并未引起多大的争议。一是许某华已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主体适格；二是刑法明文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条款被普遍解释为，只要跟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均以强奸论处，而不论该幼女是否同意。

　　正基于此，16岁的男孩与13岁的女孩同居，也应以强奸罪论处。公诉机关的指控，本是依职权而为。若是明知存在某类犯罪而隐瞒不诉，反是渎职。此案中，就连辩方律师，也是作的罪轻辩护而非无罪辩护。以双方同意或父母不究为由，批评法院对此案的判罚，是打错了靶子。

　　但围绕此案的另一种声音，却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他们的意见并不在为16岁的男孩辩护上，而是提出：既然只要跟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均以强奸论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嫖宿幼女罪”？难不成官员给了幼女钱财，就是嫖宿；而男孩只是许了幼女一个未来，却是强奸？

　　显然，这一声音指向的是公安司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虽然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并不低，但在公众的认知里，嫖宿要比强奸轻微得多。我对这一质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嫖宿幼女罪的刑法设计有问题，而去质疑强奸罪；也不能因为有“嫖幼”的官员们被轻纵，就同样要轻纵少年强奸犯。

　　事实上，也毋庸担心这一个案的判罚会导致同类案件的井喷。在公众的生活经验里，男孩因恋爱关系而与未满14周岁的女孩发生性行为，虽并非常态但也绝非罕见。要将这众多犯下了“强奸罪”的男孩们都绳之以法，其实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是发现此类“强奸案”非常困难。即便有所发现，想要实现有效指控也殊为不易。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强奸案是最难指控的。深圳的这一个案之所以能落判，就在于一方面是男孩主动交代，另一方面是女孩坦荡承认。只是两人都以为自愿就是合法的，没想过会触犯刑律。也正是双方的供述或证词，成了指控这起“强奸案”的重要证据。

　　假设男孩本就了解相关规定，或是在律师的帮助下知悉了相关规定，他很可能会基于个人利益而拒不承认“强奸”的事实。口供一旦被推翻，又没有其他的证据（因时间久远多数证物早已消失），这宗个案就没有定案的可能。这其实也是同类案件少之又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如前面所述，难证明并不表示此类行为不构成犯罪。早恋中的“强奸”着实说不上“冤”！

　　（原标题：早恋“强奸”判决冤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