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建造的尊孔文社藏书楼

　　看完前文，如果你觉得劳乃宣必定是个顽固不化的老学究，那就大错特错了，与其保守的政治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文化方面的开明。他建议卫礼贤向世界推广汉学，并协助他完成大量典籍的翻译工作；他首先提出要强国就要让更多人读书、识字，并最早呼吁简化汉字，推行汉语拼音；他毫不顾忌自己前朝学部副大臣的身份，在卫礼贤临行前毅然接下礼贤书院校长一职。脱去了官袍顶戴、挥去了复辟理念的劳乃宣，成了一位让人敬重的学者。

　　最后的法部尚书

　　虽然劳乃宣的各种复辟建议总是得不到重视，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忠于清朝的信念。据说当年劳乃宣客居青岛，德华大学有意高薪聘请劳乃宣当教授。但德华大学是德国人创办的学校，学的是西学，穿的是洋装，劳乃宣要去任教就必须把辫子剪掉，当提到这个要求时他马上拒绝了。还有一次，一位友人去劳乃宣家里拜访，一进门就见他伏在桌上嚎啕大哭，友人大惊，问清缘由才知是因为劳乃宣的儿子背着他剪掉了辫子，而此时清廷已倒台多年。

　　可以说劳乃宣的复辟梦彻底破灭是在1917年张勋复辟之后。“1917年，刘廷琛联合张勋复辟时，劳乃宣十分支持。当7月1日宣统登基复辟时，张勋、刘廷琛以宣统名义下的伪诏中授劳乃宣为法部尚书，这一次他没有请辞，而是欣然接受了。”据鲁勇介绍，虽然劳乃宣是传统功名出身，对现代法律并不了解。但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专门买来一部《大清律例》，从早看到晚。友人见他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用功，便劝他说：“公临时抱佛脚，就算竭尽脑力，也记不得那么多。何况新政以后，旧律例已不适用，你应该多看新法律，这才是解决办法。”劳乃宣听后很不高兴：“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只可惜，等他做好准备从青岛去北京赴任时，火车刚开到济南，复辟失败的消息就传回来了，74岁的劳乃宣只好败兴而归。自此之后，劳乃宣再与政治无缘。

　　他是卫礼贤的梦中人

　　“在乌云散去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眼神友好、胡子雪白的老人来探访我。他自称‘崂山’，要我去探寻古老山岳的秘密，我向他鞠躬表示感谢，他一消失我立刻醒了。”卫礼贤曾写过一篇名为《崂山之梦》的文章回忆劳乃宣，他认定自己曾在梦中见过的这个人就是劳乃宣。

　　做这个梦时，卫礼贤来中国已经有十几个年头，可以讲流利的中文、读汉字写的书，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所折服，这个中国通很想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却遇到了瓶颈。此时，他的好友，前山东巡抚周馥对他说了一段话：“你们欧洲人只了解中国文化的浅层和表面，没有一个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和真实深刻之处。原因在于你们从未接触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你曾拜做老师的乡村教师，他们也只是了解些表面的东西。因此毫不奇怪，欧洲人有关中国的知识只是一大堆垃圾。如果我给你引见一位老师，他的思想真正根植于中国精神之中，他会引导你探讨中国精神中的深刻之处，你就能翻译各种各样的东西，自己也写一写，中国也就不会总在世界面前蒙羞了。”周馥的提议让卫礼贤异常兴奋，他拜托周馥一定要为自己找到这样一位老师，同时准备好一套合适的住处，几周后，梦中那个眼神友好、胡子雪白的老人就站在他的眼前了。

　　1912年，正是清廷退位后，遗老遗少们大批拥入青岛的时期，卫礼贤见这些官员中有不少饱学之士，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尊孔文社，以使这些学者有一个探讨学问的地方，地点就在礼贤书院的东花园内。劳乃宣此行的一项重任就是担任尊孔文社的主事，所以他来青后就住在尊孔文社旁的一个四合院里，并马上开始指导卫礼贤进行大量的阅读，同时帮他完成一些国学书籍的翻译工作。

　　卫礼贤在文中一直称劳乃宣为“劳大师”，对其尊崇程度可见一斑。“卫礼贤日后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得益于劳乃宣最多。”鲁勇介绍，卫礼贤在青岛期间，翻译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并在德国出版，后又转译成英语等语言，使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中《论语》、《孟子》、《大学》、《易经》、《吕氏春秋》等，大部分是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完成翻译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经》，卫礼贤曾说是劳乃宣建议他翻译《易经》，因为“他声称《易经》中最关键的传统已经濒于消亡”，在中国都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它。卫礼贤撰文这样描述翻译的过程：“我们工作得非常认真，他用中文翻译内容，我做下笔记，然后我把它们翻译成德语。因此，我没有借助中文原本就译出了德语文本。他则进行对比，检查我的翻译是否在所有细节上都准确。”正是这样严谨负责的态度，才让世界上那么多不懂中文的人领会到了这部著作的真谛。

　　简化汉字中国第一人

　　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劳乃宣还长期从事古代数学研究，著有《勾股通法》、《古筹算考释》、《古筹算浅释》等，并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清朝末年，作为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就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教育发达，而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教育欠发达，文盲太多。“早在那个时候，劳乃宣就很清楚国家要强盛首先要发展教育这一点，而他认为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汉字过于复杂。”鲁勇说，劳乃宣认为人类社会由古到今是由简单而越来越复杂，但文字却恰恰相反，应由复杂而越来越简单。劳乃宣曾说：“中国乡民有阖村无一人识字者，或有一二识字者，适为其村败类。”“英国百人中有九十余人识字，是以民智开通，可执笔，可读书阅报通知义理。”正是有这样的差距，才会让泱泱大国任列强宰割，但中国汉字数以万计，有学识的人也不能都认得，普通人学个五六年才能粗通文理，效率太低，要改变这一现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简化汉字。其实那时候劳乃宣就制定了一个《汉字简谱》进呈朝廷，但因清末多变没有实行。

　　来到青岛后，通过在尊孔文社中与外国学者的交流，他发现欧美以26个字母、日本以50假名就能包含一切文字，只要学会这些拼音即使不会写也会读，读得出就能理解这个字的含义，这恰恰是学习文字的好方法。在卫礼贤的帮助下，劳乃宣更坚定了提倡汉字拼音化的理念。他曾说：“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非用拼音之法不可。”于是他编写了《读音简字通谱》，提出了以声母、韵母为基础的拼音方法。后来民国政府以劳乃宣和王照的两种方案为基础，颁布了《汉语注音字母》，在学校推广，各字、词典也以此注音。连鲁迅先生都曾称赞这种方式：“先进得很。”据鲁勇介绍，“注音字母”在中国使用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在此基础上编写成的，只是在书写方面用西方字母取代了注音字母，但仍然沿用声母和韵母。

　　此外，劳乃宣在语音统一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不同，这也妨碍了人们的交流和文化的进步。他倡导统一读音，以北京的官话为准。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普通话也是以北京话为基础，而劳乃宣早已提出。因此，他被称为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先驱。

　　劳乃宣晚年成“酒仙”

　　1914年，日军攻打青岛，劳乃宣曾去曲阜短居，战后回青，他搬进了礼贤书院东花园内新建的一座二层欧式小楼。晚年的他很爱作诗，生活似乎过得很惬意，他多次游历崂山，将描写美景的诗词结集成为《崂山草》、《崂山后草》和《崂山词存》。搬入新家的时候他又诗兴大发，作诗名为《题青岛新居》：海色苍茫外，还疑别一村。窗虚山作画，林密树为门。宴坐时忘我，携行或弄孙。不知寰宇内，万里战云昏。”年事已高的劳乃宣少了些许偏执，多了几分洒脱，将故国情怀化为弄孙之乐，心态也变得平和了。

　　劳乃宣晚年的社交生活异常丰富。除了参与尊孔文社与清朝遗老、执教于德华大学的德国教授学者交流中西文化，劳乃宣与日本的文人学者也很聊得来。鬼头玉汝是日本在青开办的《大青岛报》日文部分主编，他不仅中国话说得好，还深通汉文，并对四书五经颇有研究，甚至还能写中国古体诗。鬼头玉汝久闻劳乃宣大名，专程前来拜访，劳乃宣看重他的学识，于是两人结为异国好友。此后，这位日本朋友又接连引荐芦田弥三郎、鹤渊仙助等日本文人给劳乃宣认识，共同吟诗论文。一次中秋聚会，几位中日友人再次相聚，品酒赏月，自然也要对上几句诗。恰好在场之人共八位，众人便自喻为中国的“八仙”，劳乃宣以此情此景即兴作诗：“重楼新百尺，朗月射华筵。嘉宾忘近远，群仰主人贤。酒罢登高台，皓魄当空圆。胜境数八区，一览万象全。海色如镜平，灏气涵大千。”平日里参与的活动，他也很喜欢用诗文来记录。春天公园里的樱花盛开，日本人在树下设宴，看到艺妓的表演他会感叹“恍睹唐宫奏羽衣”；意大利自制的飞机来到中国，在汇泉广场上空表演特技，劳乃宣又写道：“万众广场齐拍手，果然天上降飞仙。”

　　从清末的学部副大臣，到卫礼贤的汉学老师；从张勋封的法部尚书，到推广汉字简化的第一人，劳乃宣的一生有太多的身份，而他此生的最后一个身份则是礼贤中学的校长。1921年，好友卫礼贤离开青岛前，将礼贤书院校长的聘书交到了劳乃宣的手中，以前朝学部副大臣的身份出任书院校长，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也算是独一人了。但仅仅过了半年，这位史上“职称”最高的中学校长就在青岛与世长辞了，劳乃宣享年78岁。因通《易经》，劳乃宣似乎对此也早有预料，在病逝前就撰写了年谱，名为《韧叟自订年谱》。

　　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感谢鲁勇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林永丽]?

　　（原标题：发现青岛:张勋任命劳乃宣为法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