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亲生母亲饿死两女儿案已进入法律程序，母亲乐某被以“故意杀人罪”公诉。这算是这件事情的终点吗？乐某又怀孕了，这就让人不禁产生疑问，就算按照故意杀人判处了，又如何执行呢？怎么保证即将出世的孩子享有正常儿童的权利呢？

　　乐某肚子里的孩子出生后抚养权给谁呢？乐某，还是同样有吸毒历史的生父？能保证生父有能力好好抚养吗？尽管他痛哭流涕表示爱孩子，可是乐某在过去被警察批评教育的时候不也曾痛哭流涕表示会好好养孩子吗，最后呢？孩子还是被活活饿死了。这事还不能责备警方，因为按照现行法律，警察也只能选择再把孩子交还生母，只要生父母还活着，就不能交给福利机构代养。

　　当然，不是不相信有吸毒史的人不会改好，作为社会，当然可以相信犯过错的人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哪怕他再犯错误，也能够再教育。但是作为孩子，脆弱的生命禁不起哪怕一次的“疏忽”！生命逝去了，能再重来吗？监护人这个“职称”，是巨大的责任，不仅仅是有血缘就可以胜任！

　　孩子死了，可以按照杀人论处，可有更多的孩子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被亲生父母长期虐待，就没有法律可以制裁了吗？就仅仅是“批评教育”然后再把孩子交还给已经不配做父母的父母吗？

　　这里就体现了现有司法的不完善，尽管有法律条文规定可以免除监护人的监护权，但至今在实际案例中，没有实现一例！笔者强烈希望这次判决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成为现有司法体系完善对儿童保护的一个端点，开始对不负责任的亲生父母的监护权进行依法剥夺，把孩子保护在更安全的机构里。

　　不可否认，司法也正在进步。今年“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表示，最高法今后将指导各级法院进一步加大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惩治力度，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最高限度的保护，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但，判处的案例都只是因为侵犯的别人的孩子。

　　而目前，对于亲生父母侵犯自己孩子的犯罪却没有判决案例，在法律上还是一片空白。除了缺乏具体的法律条文，还存在一个漏洞，就是现在有关人身伤害的司法程序属于自诉性，就是需要被伤害人自己去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伤害别人家孩子的犯罪，都立案并重判了，因为受害孩子家长会替孩子去法院告。而家庭内受侵害儿童没能力去告自己父母，所以至今也没有一起案例，都是媒体报一报就不了了之。

　　这个漏洞让人痛心。侵犯别人的孩子令人无法接受，而侵犯自己的亲生孩子不更是禽兽行径，令人发指吗！？本该是最可信任的父母，都成了魔鬼，本该最温暖的家庭，成了人间地狱，这挑战了人类心理安全感的底线。而最可怕的是，本该能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却因为这是“家务事”而或冷漠或无奈的只能旁观。

　　建议高法，再出指导意见，今后针对亲生子女的犯罪，加倍重判，因为它性质更恶劣，人性更泯灭，社会影响更坏！对于不能承担好抚养义务的父母，坚决剥夺监护权！

　　建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儿童保护，呼吁完善相关立法。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只有原则，没有惩处细则，应细化设立专门罪行和相关判决惩处条文。另外，现在只有已经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才能按照“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判处，这就是严重的执法滞后。儿童保护，不能等出了人命才重视，要有预防性的条文，一旦发现有不能好好履行抚养义务的行为，立刻进入司法程序。、

　　对于未成年人受害案件，应改自诉为公诉，因为儿童不能自己用法律保护自己。完善社区举报机制，只要有人举报，公安就介入调查，只要查明属实，就提起公诉。情况属实即判处有罪，剥夺监护权，将受害儿童交给民政部门福利机构代为照顾。对严重者追究刑事责任，并且相比同类犯罪行为，加重判决。

　　建议民政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儿童保护，聘请专业社工对于困境儿童进行照顾和心理治疗，不仅仅只有孤儿需要福利院，更多的困境儿童，更多虽有父母却形同没有的儿童也需要社会福利机构的救助。

　　建议社区工作者们，更重视社区儿童生存状况的查访，发动居民积极举报问题家庭，及时介入，用社会力量监督家庭。

　　乐某的第三个孩子要出生了，我对此忧心忡忡。只要法律不能对不负责任的监护人判处强行剥夺监护权，让国家专门机构把孩子保护起来，那乐某的第三个孩子又极有可能会重蹈两个死去孩子的覆辙。批评教育如果可以奏效，那么前两个孩子也不会死。正因为已经多次对乐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可依然把孩子交给她抚养，而不敢剥夺她的监护权，才导致了孩子最终惨死。

　　只要儿童保护的法律不完善，体制不完善，判了一个乐某，类似的案件还会发生。胡适说，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看三点，首当其冲的便是要看他们怎样对待孩子。儿童安全体面的生活不仅是硬底线，更应是硬制度。（王乐）

　　（原标题：“南京饿死女童案”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