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

　　今年的斯特鲁加诗歌节是马其顿整个国家的诗歌节。这是说一方面它的规格高，是中央政府文化部主办的，斯特鲁加地方政府只是协办，只是把主会场放在斯特鲁加而已。另一方面说的是它范围广，绝不仅仅局限于斯特鲁加。

　　从中国去一趟马其顿，着实不易。我就想趁机多走几个地方，甚至还曾设想抽空哪怕逃会，去趟毗邻的希腊或阿尔巴尼亚，我们有申根多次出入境签证，至少在欧洲境内畅通无阻。但是，由于会议议程安排得紧凑而丰富，最终没有去邻国，不过，在组委会的精心安排下，我去了马其顿的另外三个城市:斯科普里、奥赫里德和科查尼。

　　从8月25日凌晨开始，逐渐有外国诗人离开，到26日，外国诗人还剩下将近30名，被分成三个组，分乘不同的车辆，离开美丽优雅的斯特鲁加，前往三个不同的城市，它们是:盖夫盖里雅、科查尼和库马诺沃。盖夫盖里雅在更南边，临近希腊边境。科查尼和库马诺沃的名声要比盖夫盖里雅略微大一些(我手头的世界地图册上有标注)，相互挨得很近，都在北方，科查尼靠近保加利亚，库马诺沃靠近塞尔维亚。我最初被分在盖夫盖里雅，正得我意，即便看不了希腊，也可去看看希腊边上的情景，要知道，我虽不是言必称希腊，但却是古希腊文化的绝对骨灰级粉丝。后来，我得知，同行的中国诗友龙泉被分到了科查尼那一组，他不懂外文，没有我在身边，无法单独行动，我本想把他也拉到盖夫盖里雅这一组，但这组人本来就已经比科查尼的多，于是我只好牺牲希腊，换到科查尼。

　　又是一辆三排座的商务车，载着两名中国诗人、一名法国青年美女诗人(叫“蛾福来”，意思是“日出”，所以我干脆叫她“日出小姐”)、一名中年印度美女诗人(叫“啥迷拉”，意思是“拂晓”，所以我干脆叫她“拂晓女士”)、一名塞内加尔诗人(叫“乌斯曼”，意思是“先知的朋友”，所以我干脆叫他“先知”)及其家属，还有一名自愿当义工的马其顿小说家(叫“波班”，意思是“自由”，我索性叫他“自由先生”)。我们一行人像一个非常精干的联合国工作队，在一个不懂英文的司机带领下，前往科查尼。幸亏有那位“自由先生”当志愿者，他的英语不错，当起了我们和司机之间的翻译。他看起来有点像在苦路上帮耶稣扛了一段十字架的西蒙，有时候我也叫他“西蒙”;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我们一路走得挺麻烦的，想让司机在路边停下来，小个便，都费劲!这样的旅程也算是苦路了吧?“自由先生”替我们扛着语言的十字架，我们就轻松多了。他很热心，建议我们去这里那里，甚至他的家乡库马诺沃，还跟司机商量了半天，其实，司机一直在敷衍他，因为司机出发前，就得到了诗歌节组委会主任米德先生的指令，就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妥当了，不得更改!也就是说，哪怕他不跟我们交流，也没有关系。

　　进入科查尼境内，看到成片的绿油油的稻田，我恍然觉得，我换到科查尼来，完全值得。原来这就是我前两天听人说起过的马其顿境内的稻米之乡啊。在我来马其顿之前，以为整个欧洲只有意大利种水稻。没承想，马其顿也有，而且还不少。我们在宾馆餐厅里吃的米饭，应该都来自科查尼。

　　大约下午1点半钟，司机把我们拉到科查尼郊区的一家三星级宾馆，名头很大，叫国家宾馆，一看就是刚刚装修好的，还能闻到装修的气味。其实宾馆不大，只有一个男服务生。在中国，哪怕是再小的最偏僻的宾馆里，都得配三五个漂亮女孩。我发现，在欧美，饭店里跑堂的基本上都是男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体力活，需要身强力壮。欧美人吃饭就是吃饭，除了把音乐(小乐队的演奏人员一般也是大老爷们)当作佐餐美味外，不会把秀色当餐饮。这回由于我们人少，房间分配得异常慷慨，整个第三层都包给了我们，每人一间，而且都很宽敞(本来都是三人间)。

　　午餐时，有两个人已经在餐厅等着我们。一位是科查尼市政府的文化顾问(可能相当于文化局长吧)阿妮卡女士，是位少妇，也写诗;另一位是文化馆馆长科策先生，是个彪形大汉。男的不会英语，女的会一些。接洽完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到科查尼来，只是晚上要跟当地诗人一起读诗，别无安排，连市容都不让我们看一下。因为朗诵会是在郊区的一个小村子里，而且是在一个小山包上。他们是安排我们来给当地人读诗的，不是来观光的。

　　北塔，原名徐伟锋，1969年5月1日生于苏州吴江盛泽，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著有中英文对照个人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吴宓传》、《戴望舒传》等学术专著，译著《哈姆雷特》、《小勋爵》、《欧洲幽默文化史》、《八堂课》等。

　　（原标题：到科查尼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