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取所需的德国援助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遭到了战胜国严厉的制裁，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也因军阀混战被国际社会施以武器禁运。中国有德国需要的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德国则有中国所欠缺的先进军事思想和技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从1920年代开始，中德就开始了早期的军事合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开始全面整军备战，特别需要钨、锑、锡、锌、镍等稀有金属，而中国则是这些稀有金属的生产大国，于是双方的军事合作进一步深化。
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分为硬件、软件两大部分。硬件方面，中国从德国引进了大量军事装备，武装了30个德械师——所谓德械师的叫法其实是后人起的，当时正式的名称是调整师——据不完全统计，就有83辆坦克、44门150毫米榴弹炮（炮弹5万发）、96门105毫米榴弹炮（炮弹10万发）、14门75毫米要塞炮、650门27毫米战防炮（炮弹55万发）、800门82毫米迫击炮（炮弹190万发）、300挺13.2毫米高射机枪（子弹500万发）、5900挺机枪、3万支驳壳枪（子弹4000万发）、3000万发钢芯步枪子弹、1亿发普通机步枪子弹，还有最著名的M35钢盔约40万顶、步兵子弹盒60万个……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德国累计给中国提供了10亿马克贷款，中国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有83%来自德国。
佩戴德式M35钢盔的德械师是抗战初期最精锐的中国军队
软件方面，先后有135位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第四任总顾问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在1935年7月提交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中，分析了中日开战之后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准确预言了日军的进攻锋芒将会直抵武汉，并提出了中国的作战方案，为将来长期抗战拟订了总战略；他还提出了“持久抗战”和以四川作为抗日“最后防地”的两大设想。这些建议对两年后爆发的全面抗战，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第四任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在初期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都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参与和指导，以至于当时英国驻东京大使就说：“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些西方媒体更是把淞沪会战称为“德国式战争”。
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正式结盟。因此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德国于1938年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召回了全部军事顾问。对于不愿回国者将以“以叛国论处”，除了极少数顾问坚持留在中国外，法肯豪森率等大部分顾问回国，行前法肯豪森特意向中国保证，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正是德国的军事援助，使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在全面抗战的初期能够有效抗击日军的进攻，打破了日军“三个月战胜中国”的幻想。
雪中送炭的苏联援助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的8月21日，中国和苏联就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由于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外汇储备，也就没有能够支付购买武器装备的资金，所以苏联给予中国三次援华军购贷款：1938年3月的5000万美元、1938年6月的5000万美元以及1939年6月的1.5亿美元，但第三笔后来因为苏联中断了援助而没能全部落实，最终，苏联实际提供了1.731亿美元的军购贷款，中国用这笔资金向苏联购买了飞机1285架、坦克82辆、火炮1317门、汽车1550辆、机枪14025挺、子弹16450万发、炮弹100万发、航空炸弹82300枚以及发动机、航空燃料等军需物资。
这些贷款的年利率为3%，大大低于当时国家之间通行的6.5%的贷款年利率，而且苏联出售给中国的武器价格基本都是按照市场价的八折来计算，确实是比较优惠的。根据双方的协定，中国用茶叶、桐油、矿产金属原材等实物折价来偿还，从1942年起每年偿还1000万美金，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为止，总共偿还了约8000万美元。
装备苏式武器的中国军队
同时，苏联也向中国总共派出了约500名军事顾问和200名技术专家，这些顾问和专家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正规化建设和掌握先进装备都有极大帮助，经过苏联顾问培训的中方人员就有将近10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成为抗战中的骨干力量。
此外，苏联还派出了3665人直接参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联志愿援华飞行队，累计有1091名飞行员，装备1250架战斗机、220架轰炸机和100架教练机，取得了击落击毁日军986架飞机的辉煌战绩，苏联也有211人在作战中牺牲。
苏联派出的志愿航空队
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到1941年就逐渐中断了，不少人都认为是由于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联自顾不暇才中断的。实际上，从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苏联日本中立条约》后，苏联的军事援助就停止了。
尽管苏联援助中国功利性较强，主要是想通过援助中国来牵制日本，使日本无力进犯苏联，避免陷入和德国、日本两面作战的困境，所以一旦和日本达成了中立条约，苏联就立即终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联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提供了援助，特别是当第一批苏联援助的作战飞机抵达时，中国空军还能升空作战的飞机已经不足30架。苏联援助的其他武器差不多装备了40个师，对于正与日军浴血苦战的中国军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苏联的援助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是并不为过的，正是有了来自苏联的这些援助，中国才熬过了抗战中最艰难的岁月。
飞越千山万水的美国军事援助
说到美国的军事援助，首先就要提到名闻遐迩的“飞虎队”——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由陈纳德于1940年10月在美国联系落实援助飞机、招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41年8月正式组建，所装备的100架P-40战斗机是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人员全部都是以雇佣的方式招募而来，飞行员月薪600-750美元，每击落一架日军飞机还有500美元的奖金。为此，罗斯福总统还在1941年4月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允许美国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和陆战队航空兵“退出现役”参加志愿援华航空队。
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飞虎队”以100架战机的实力与日军作战，确认击落日机286架，自己损失飞机50架，飞行员22人，成为空战史上的一段传奇。
美国志愿航空队的“飞虎队”标志
虽然30年代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民众普遍反对介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但经过罗斯福等具有远见的政治人物的努力，美国于1941年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可以以出售、交换、转让和租借的形式向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武器、军用物资、粮食等任何军需品。
5月，美国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为援助中国取得了法律依据。5月18日，第一批包括300辆汽车在内的价值110万美元的援华物资就从纽约运往中国。此后，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开始一批批运往中国。但1942年3月，日军占领缅甸，中国和国际社会联系的最后一条运输线——滇缅公路被切断。于是美国开辟了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中国的“驼峰航线”，采取空运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美国投入的运输机从最初的142架到1945年9月的629架，每月空运量从最初的200吨到最后的8万吨，总共进行了8万架次的空运，飞行时间高达150万小时，共运送各种物资约73万吨，人员约3.3万人。在历时三年五个月的驼峰空运期间，美军总共损失了468架飞机，空勤人员约1500人。
美国开辟驼峰航线向中国空运援助物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援华物资总计约8.46亿美元，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约为5.17亿美元，其余为工农业商品和各类劳务开支。由于美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对中国的援助物资仅为全部480亿美元《租借法案》援助物资的1.7%，不但远远低于给予英国的270亿美元和苏联的110亿美元，甚至都不如援助自由法国的23.7亿美元。但是横向对比，美国的援助却是所有国外援助中最多的，对于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另外，派往中国的美国军人，包括军事顾问和作战人员，截至1945年8月已经达到约6万人。接受美国训练和装备的中国军队约有30个师，这些部队成为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中坚，为最后战胜日本发挥了巨大作用。
鲜为人知的美国经济援助
相比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的经济援助就更加鲜为人知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仅仅一个星期后的7月中旬，美国就向中国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中国以每盎司0.45美元的价格把存放在美国准备作为贷款担保的6200万盎司白银出售给美国，再用这笔资金购入黄金，将黄金存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来作为担保。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得到的第一笔，也是此后一年半时间里得到的唯一一笔贷款。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是在用自己的钱，美国不过是顺水人情而已。但是6200万盎司白银在当时最多不过价值2800万美元，用2800万抵押拿到5000万贷款，在商业社会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担保物的价值要大于借贷金额，所以美国这笔贷款明显是带有援助性质的。
随后，美国在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多时间里，大量收购中国的白银，仅在1937年到1938年的一年间就收购了3.12亿盎司，总价值达到了1.572亿美元。同时，美国还放弃了在《中美白银协定》中要求中国必须保持货币准备金的25%是白银的规定，以放宽对中国出售白银的限制。另外，美国甚至把旧金山造币厂为中国已经铸造好的300万盎司银元也都收购了。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对中国抗战的大力支持，正如伦敦的报纸所说：“以好价钱收购中国白银是美国政府既能帮助中国，又不刺激日本，还能避免国会与最高法院麻烦的少数好办法之一。”
中国实行银本位金融制度，美国购买中国白银也是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的好办法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除了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经济上的危机也非常严峻，由于庞大的军费支出，还要应对日本的金融侵略，财政状况已经极度恶化。
1938年9月，中国派出在白银协定谈判中表现出色的银行家陈光甫前往美国洽谈借款事宜。熟悉中美双方经济情况的陈光甫建议采用桐油作为抵押品，因为桐油是军需物资，属于战略原料，即使是反对援华的孤立主义人士也无法反对这个提议，更重要的是桐油是中国当时最大宗的出口产品之一，可以争取到较多的借款。同时，考虑到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不愿意过分刺激日本，还提出中国政府在国内开设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在美国开设世界贸易公司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并代为出售桐油，并由陈光甫同时担任两个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就更加凸显商业化，淡化了政治性。1939年2月，中美签署协议，美国在1939年6月底前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年息4.5%，中国在五年内向美国出售22万吨桐油作为偿还。
为中国争取到贷款的银行家陈光甫
桐油借款是抗战期间中国用国内的原料产品为抵押得到的第一笔贷款，主要是用来修缮中国获取外援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和购买运输用的卡车，更重要的是打开了美国经济支援的大门，意义非比寻常。
1939年10月，桐油借款的资金基本用完，中国再度面临财政窘迫的情况，于是国民政府指示陈光甫再次与美国谈判，争取第二笔商业贷款。这回陈光甫提出用中国出产的5万吨锡作抵押，借款7500万美元。1940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在1941年6月底前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年息4.5%，中国在七年内出售4万吨锡用来偿还。
虽然美国有商业贷款不能购买军需物资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两笔贷款中都有相当部分用来购买中国最急需的军需物资。
1940年6月，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关闭了滇越铁路，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也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看清了日本侵略成性的本质，越来越多的人都同意援助中国，就连一贯反对给中国贷款的国务卿赫尔也同意再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9月23日，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今越南北部），当晚赫尔就通知美国进出口银行，立即安排给中国2500万美元的新贷款。10月，双方达成了借款协议：美国在1940年12月底前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年息4%，中国将在五年内出售钨砂来偿还。
而且这次借款和之前桐油借款、华锡借款不同，彻底抛去了原来商业化的掩饰，由中国政府直接出面，美国表达出来支持中国的政治信号已经再明确不过了。而且这笔25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购买军需物资，其中258万美元更是直接购买轻武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双方修正了钨砂借款的有关条文，此后中国用来偿还的钨砂款项减免75%，此前中国只偿还了大约8%，所以最终这笔2500万美元的借款，中国总共偿还的还不到750万美元。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同时日本也在加紧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中国的抗战陷入最困难的低谷期。罗斯福认为如果不给予中国必要援助，中国很可能支持不下去而与日本媾和，所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援助中国。11月30日，罗斯福发表了将对中国进行财政援助1亿美元贷款（其中5000万美元为平准基金贷款，5000万美元为商业贷款）的声明，同时还宣布将给予中国500架飞机和其他物资的援助。而这天正好是日本和汪精卫签署《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府的日子。美国的财政援助，对于低迷的中国来说，绝对是一剂振奋民心的强心剂。
1941年2月，双方签署协议，美国在1941年12月底前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年息4%，中国将在七年内出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原料来偿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双方对金属借款协议进行了修正，出售锑矿石的还款全部免掉，出售钨、锡矿石的还款减免75%，最终这笔5000万的金属借款中国实际只偿还了250万美元，几乎变成了赠款。
1941年4月，双方又签署了5000万平准基金贷款协议，但是暂存在美国银行，原则上非有急需，中国每月支用不超过500万美元。
中国财长宋子文（左）和美国财长摩根索签署平准基金贷款协议
就这样，美国在1941年12月正式参战前给予中国的财政援助，除了购买中国的白银之外，从1937年的黄金抵押贷款，再到1938年的桐油借款，1940年的华锡借款、钨砂借款，最后是1941年的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贷款，不仅借款的条件越来越优惠，而且政治意义越来越彰显。在具体金额上，六次贷款本金总共2.4亿美元，中国偿还了1.245亿，其余1亿多美元就等于是变相的赠款了。
此外，美国在参战后的1942年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贷款，用以稳定中国的战时财政。
对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其意义不弱于军事援助。1938年初，中国经济最富庶的江浙沪地区就相继沦陷，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也相继沦陷，中国退守贫瘠的西南大后方，还能坚持接下来的七年抗战，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些贷款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解放战争，国民党在占据着长江以南经济最富庶的广大地区的情况下，仅仅打了两年多的时间，经济上就全面崩盘了，由此就可以看出抗战中美国经济援助的重要性了。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遭到了战胜国严厉的制裁，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也因军阀混战被国际社会施以武器禁运。中国有德国需要的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德国则有中国所欠缺的先进军事思想和技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从1920年代开始，中德就开始了早期的军事合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开始全面整军备战，特别需要钨、锑、锡、锌、镍等稀有金属，而中国则是这些稀有金属的生产大国，于是双方的军事合作进一步深化。
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分为硬件、软件两大部分。硬件方面，中国从德国引进了大量军事装备，武装了30个德械师——所谓德械师的叫法其实是后人起的，当时正式的名称是调整师——据不完全统计，就有83辆坦克、44门150毫米榴弹炮（炮弹5万发）、96门105毫米榴弹炮（炮弹10万发）、14门75毫米要塞炮、650门27毫米战防炮（炮弹55万发）、800门82毫米迫击炮（炮弹190万发）、300挺13.2毫米高射机枪（子弹500万发）、5900挺机枪、3万支驳壳枪（子弹4000万发）、3000万发钢芯步枪子弹、1亿发普通机步枪子弹，还有最著名的M35钢盔约40万顶、步兵子弹盒60万个……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德国累计给中国提供了10亿马克贷款，中国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有83%来自德国。
软件方面，先后有135位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第四任总顾问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在1935年7月提交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中，分析了中日开战之后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准确预言了日军的进攻锋芒将会直抵武汉，并提出了中国的作战方案，为将来长期抗战拟订了总战略；他还提出了“持久抗战”和以四川作为抗日“最后防地”的两大设想。这些建议对两年后爆发的全面抗战，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在初期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都有德国军事顾问的参与和指导，以至于当时英国驻东京大使就说：“事实上，是德国人在组织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些西方媒体更是把淞沪会战称为“德国式战争”。
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正式结盟。因此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德国于1938年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召回了全部军事顾问。对于不愿回国者将以“以叛国论处”，除了极少数顾问坚持留在中国外，法肯豪森率等大部分顾问回国，行前法肯豪森特意向中国保证，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正是德国的军事援助，使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在全面抗战的初期能够有效抗击日军的进攻，打破了日军“三个月战胜中国”的幻想。
雪中送炭的苏联援助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的8月21日，中国和苏联就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由于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外汇储备，也就没有能够支付购买武器装备的资金，所以苏联给予中国三次援华军购贷款：1938年3月的5000万美元、1938年6月的5000万美元以及1939年6月的1.5亿美元，但第三笔后来因为苏联中断了援助而没能全部落实，最终，苏联实际提供了1.731亿美元的军购贷款，中国用这笔资金向苏联购买了飞机1285架、坦克82辆、火炮1317门、汽车1550辆、机枪14025挺、子弹16450万发、炮弹100万发、航空炸弹82300枚以及发动机、航空燃料等军需物资。
这些贷款的年利率为3%，大大低于当时国家之间通行的6.5%的贷款年利率，而且苏联出售给中国的武器价格基本都是按照市场价的八折来计算，确实是比较优惠的。根据双方的协定，中国用茶叶、桐油、矿产金属原材等实物折价来偿还，从1942年起每年偿还1000万美金，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为止，总共偿还了约8000万美元。
同时，苏联也向中国总共派出了约500名军事顾问和200名技术专家，这些顾问和专家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正规化建设和掌握先进装备都有极大帮助，经过苏联顾问培训的中方人员就有将近10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成为抗战中的骨干力量。
此外，苏联还派出了3665人直接参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联志愿援华飞行队，累计有1091名飞行员，装备1250架战斗机、220架轰炸机和100架教练机，取得了击落击毁日军986架飞机的辉煌战绩，苏联也有211人在作战中牺牲。
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到1941年就逐渐中断了，不少人都认为是由于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联自顾不暇才中断的。实际上，从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苏联日本中立条约》后，苏联的军事援助就停止了。
尽管苏联援助中国功利性较强，主要是想通过援助中国来牵制日本，使日本无力进犯苏联，避免陷入和德国、日本两面作战的困境，所以一旦和日本达成了中立条约，苏联就立即终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联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提供了援助，特别是当第一批苏联援助的作战飞机抵达时，中国空军还能升空作战的飞机已经不足30架。苏联援助的其他武器差不多装备了40个师，对于正与日军浴血苦战的中国军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苏联的援助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是并不为过的，正是有了来自苏联的这些援助，中国才熬过了抗战中最艰难的岁月。
飞越千山万水的美国军事援助
说到美国的军事援助，首先就要提到名闻遐迩的“飞虎队”——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由陈纳德于1940年10月在美国联系落实援助飞机、招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41年8月正式组建，所装备的100架P-40战斗机是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人员全部都是以雇佣的方式招募而来，飞行员月薪600-750美元，每击落一架日军飞机还有500美元的奖金。为此，罗斯福总统还在1941年4月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允许美国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和陆战队航空兵“退出现役”参加志愿援华航空队。
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飞虎队”以100架战机的实力与日军作战，确认击落日机286架，自己损失飞机50架，飞行员22人，成为空战史上的一段传奇。
虽然30年代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民众普遍反对介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但经过罗斯福等具有远见的政治人物的努力，美国于1941年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可以以出售、交换、转让和租借的形式向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武器、军用物资、粮食等任何军需品。
5月，美国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为援助中国取得了法律依据。5月18日，第一批包括300辆汽车在内的价值110万美元的援华物资就从纽约运往中国。此后，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开始一批批运往中国。但1942年3月，日军占领缅甸，中国和国际社会联系的最后一条运输线——滇缅公路被切断。于是美国开辟了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中国的“驼峰航线”，采取空运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美国投入的运输机从最初的142架到1945年9月的629架，每月空运量从最初的200吨到最后的8万吨，总共进行了8万架次的空运，飞行时间高达150万小时，共运送各种物资约73万吨，人员约3.3万人。在历时三年五个月的驼峰空运期间，美军总共损失了468架飞机，空勤人员约1500人。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援华物资总计约8.46亿美元，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约为5.17亿美元，其余为工农业商品和各类劳务开支。由于美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对中国的援助物资仅为全部480亿美元《租借法案》援助物资的1.7%，不但远远低于给予英国的270亿美元和苏联的110亿美元，甚至都不如援助自由法国的23.7亿美元。但是横向对比，美国的援助却是所有国外援助中最多的，对于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另外，派往中国的美国军人，包括军事顾问和作战人员，截至1945年8月已经达到约6万人。接受美国训练和装备的中国军队约有30个师，这些部队成为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中坚，为最后战胜日本发挥了巨大作用。
鲜为人知的美国经济援助
相比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的经济援助就更加鲜为人知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仅仅一个星期后的7月中旬，美国就向中国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中国以每盎司0.45美元的价格把存放在美国准备作为贷款担保的6200万盎司白银出售给美国，再用这笔资金购入黄金，将黄金存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来作为担保。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得到的第一笔，也是此后一年半时间里得到的唯一一笔贷款。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是在用自己的钱，美国不过是顺水人情而已。但是6200万盎司白银在当时最多不过价值2800万美元，用2800万抵押拿到5000万贷款，在商业社会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担保物的价值要大于借贷金额，所以美国这笔贷款明显是带有援助性质的。
随后，美国在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多时间里，大量收购中国的白银，仅在1937年到1938年的一年间就收购了3.12亿盎司，总价值达到了1.572亿美元。同时，美国还放弃了在《中美白银协定》中要求中国必须保持货币准备金的25%是白银的规定，以放宽对中国出售白银的限制。另外，美国甚至把旧金山造币厂为中国已经铸造好的300万盎司银元也都收购了。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对中国抗战的大力支持，正如伦敦的报纸所说：“以好价钱收购中国白银是美国政府既能帮助中国，又不刺激日本，还能避免国会与最高法院麻烦的少数好办法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除了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经济上的危机也非常严峻，由于庞大的军费支出，还要应对日本的金融侵略，财政状况已经极度恶化。
1938年9月，中国派出在白银协定谈判中表现出色的银行家陈光甫前往美国洽谈借款事宜。熟悉中美双方经济情况的陈光甫建议采用桐油作为抵押品，因为桐油是军需物资，属于战略原料，即使是反对援华的孤立主义人士也无法反对这个提议，更重要的是桐油是中国当时最大宗的出口产品之一，可以争取到较多的借款。同时，考虑到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不愿意过分刺激日本，还提出中国政府在国内开设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在美国开设世界贸易公司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并代为出售桐油，并由陈光甫同时担任两个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就更加凸显商业化，淡化了政治性。1939年2月，中美签署协议，美国在1939年6月底前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年息4.5%，中国在五年内向美国出售22万吨桐油作为偿还。
桐油借款是抗战期间中国用国内的原料产品为抵押得到的第一笔贷款，主要是用来修缮中国获取外援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和购买运输用的卡车，更重要的是打开了美国经济支援的大门，意义非比寻常。
1939年10月，桐油借款的资金基本用完，中国再度面临财政窘迫的情况，于是国民政府指示陈光甫再次与美国谈判，争取第二笔商业贷款。这回陈光甫提出用中国出产的5万吨锡作抵押，借款7500万美元。1940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在1941年6月底前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年息4.5%，中国在七年内出售4万吨锡用来偿还。
虽然美国有商业贷款不能购买军需物资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两笔贷款中都有相当部分用来购买中国最急需的军需物资。
1940年6月，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关闭了滇越铁路，英国关闭了滇缅公路，也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看清了日本侵略成性的本质，越来越多的人都同意援助中国，就连一贯反对给中国贷款的国务卿赫尔也同意再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9月23日，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今越南北部），当晚赫尔就通知美国进出口银行，立即安排给中国2500万美元的新贷款。10月，双方达成了借款协议：美国在1940年12月底前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年息4%，中国将在五年内出售钨砂来偿还。
而且这次借款和之前桐油借款、华锡借款不同，彻底抛去了原来商业化的掩饰，由中国政府直接出面，美国表达出来支持中国的政治信号已经再明确不过了。而且这笔25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购买军需物资，其中258万美元更是直接购买轻武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双方修正了钨砂借款的有关条文，此后中国用来偿还的钨砂款项减免75%，此前中国只偿还了大约8%，所以最终这笔2500万美元的借款，中国总共偿还的还不到750万美元。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同时日本也在加紧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中国的抗战陷入最困难的低谷期。罗斯福认为如果不给予中国必要援助，中国很可能支持不下去而与日本媾和，所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援助中国。11月30日，罗斯福发表了将对中国进行财政援助1亿美元贷款（其中5000万美元为平准基金贷款，5000万美元为商业贷款）的声明，同时还宣布将给予中国500架飞机和其他物资的援助。而这天正好是日本和汪精卫签署《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府的日子。美国的财政援助，对于低迷的中国来说，绝对是一剂振奋民心的强心剂。
1941年2月，双方签署协议，美国在1941年12月底前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年息4%，中国将在七年内出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原料来偿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双方对金属借款协议进行了修正，出售锑矿石的还款全部免掉，出售钨、锡矿石的还款减免75%，最终这笔5000万的金属借款中国实际只偿还了250万美元，几乎变成了赠款。
1941年4月，双方又签署了5000万平准基金贷款协议，但是暂存在美国银行，原则上非有急需，中国每月支用不超过500万美元。
就这样，美国在1941年12月正式参战前给予中国的财政援助，除了购买中国的白银之外，从1937年的黄金抵押贷款，再到1938年的桐油借款，1940年的华锡借款、钨砂借款，最后是1941年的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贷款，不仅借款的条件越来越优惠，而且政治意义越来越彰显。在具体金额上，六次贷款本金总共2.4亿美元，中国偿还了1.245亿，其余1亿多美元就等于是变相的赠款了。
此外，美国在参战后的1942年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贷款，用以稳定中国的战时财政。
对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其意义不弱于军事援助。1938年初，中国经济最富庶的江浙沪地区就相继沦陷，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也相继沦陷，中国退守贫瘠的西南大后方，还能坚持接下来的七年抗战，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些贷款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解放战争，国民党在占据着长江以南经济最富庶的广大地区的情况下，仅仅打了两年多的时间，经济上就全面崩盘了，由此就可以看出抗战中美国经济援助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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