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表情机器人“索菲亚”成为世界上首个被赋予公民权的机器人。在沙特利雅得未来投资计划会议上，CNBC主播索尔金询问索菲亚：“机器人是否会有自我意识，并能知道自己是机器人？”索菲亚反问：“你怎样知道自己是一个人类？”
不论这个机器人实际达到何种智能水平，但这一新闻无疑与此前无往不胜的“AlphaGo”、会做诗的“微软小冰”一样，再次冲击我们身为“人”的意识，激荡起那遥远却又步步迫近的恐慌：什么是人类？人类用以自我确认的坐标依然有效吗？人工智能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威胁？
而另一方面，相比起技术革命冲击下“什么是人类”这些形而上的忧虑，现代资本社会种种复杂的弊病和冲突将我们的拉向地面：愈发明显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分裂破碎而名存实亡的家庭，饱受非难和污名的性别争议等等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身处“现代”的人们似乎战胜了传统父权的桎梏，似乎建立起新的标准和新的价值体系，但已取得的胜利正不可避免遭受新的挫败，已新造的价值也正受到一次次质疑和冲击。
更令人忧虑的是，如果这两组议题结合起来会怎样？如果资本社会的发展逻辑和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交织到一起，我们长久珍视但已经受到动摇的家庭、婚姻、亲情观念，我们不断抗争却依然深受约束的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又会遭遇怎样的新状况？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11月1日，戴锦华在清华逸夫馆报告厅发表了名为《飘移、碎裂与亡灵出没：数码时代的性别、家庭和父权》的讲座。以电影文本为媒介，戴锦华期望就资本和技术下我们在家庭、父权、和性别上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探讨。对这名在电影、文化和性别研究领域钻研了30多年的学者来说，随着社会现实的急剧演变，这些问题愈发繁复、尖锐，也愈发令人困惑、难解。开场之前，她恳切地说：“我将要分享的是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脆弱的家庭：“多妻制”的亡灵依然如影随形？
以娄烨导演的《浮城谜事》为引子，戴锦华首先分享了她对当今家庭问题的反思。她关注的是电影中的“双重家庭”：电影角色乔永照是一位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妻子与女儿过着平和充裕的生活；但在这个看似美满的家庭之外，他却和另一女子共同养育一位男孩，而在第二个家庭中，他俨然传统的、老式的中国家庭男性主人，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第二位“妻子”。戴锦华认为，这个有关两性关系、家庭婚姻和信赖状态的故事展现了一种现实：一方面，中国家庭越来越成为一种仿造西方核心家庭和中产阶级价值而形成的舞台，男主与正妻的家庭便是一个典例；但在这中产阶级式的家庭、婚姻和性爱关系之外，却有一个亡灵出没：出没的亡灵是传统中国的价值——中国血缘家庭的权威性，对男性继承权的需求是它的核心需求，当“小三”有意接近妻子，并在一次谈话中骄傲地告诉第一个妻子“我们儿子的名字是他奶奶起的”时，我们似乎看到了第二段婚姻在传统意义下的某种“合法性”。
《浮城谜事》中的双重家庭
当然，戴锦华并不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多妻制”能在今天继续生存，当下的法律制度、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早已使得传统多妻制不再可能成为普遍的文化价值。但问题确实存在，因无法生育或没有生育男嗣而离婚的案例如今仍不鲜见；而另一方面，当这种传统价值的幽灵和新的资本权力混合时，“多妻制”足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中某些人的现实：腐败官员私下包养情人，巨富以“优生”之名公然提倡与多位女性生育等事例，让我们看到陈腐的价值是如何借由新的资本权力的赋权过程获得延伸。
而在“亡灵”之外，当代中国家庭面临的更紧要的问题是“碎裂”。戴锦华引用了德格娜导演的电影《告别》来讨论今天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家庭生活样态。她指出，无论是教育问题带来的孩子外出读书（如城市子女出国留学、乡村儿童去中心学区就读等），还是当下社会经济状况下人们日益频繁的工作转换和流动，都造成家庭在不同意味上的分离和破碎。
戴锦华尤其关注教育问题，她看到，一方面是对孩童和家庭价值的过高估价——在独生子女的大环境下，几乎整个家庭都围绕子女这个中心旋转，人们尽其所能成就这个中心，为了子女更好的未来和生活不惜任何花费来投资教育；另一方面却是对孩童和家庭价值的过低估价——人们完全不把离别作为一个太大的代价和伤害，也没有能力介入和反思孩子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当电影中留学归来的女主对父亲“不成器”的指责大喊“我要你们把我送出去吗？是我让你把我们送出去的吗？”时，我们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名存实亡的家庭中看到了父辈和子女间一种令人心酸的破碎。
一面是传统家庭和西方核心家庭的两种价值的交缠，另一面是当代社会经济环境下家庭为了更好的收入或更好的教育而不得不承担的种种分离。这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围绕着家庭，围绕着亲情，围绕着孩子（而孩子的核心议题叫做教育），又联系着整个社会的一个不断变化同时又不断分化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和乡村，那个被无限追求的、曾被视为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一种有关家庭、婚姻、养育、生育的目标，事实上以种种形式碎裂，以种种形式在漂移当中名存实亡。”
父权的挣扎：是儿女呼唤父辈，还是父辈呼唤儿女？
戴锦华接着以张艺谋的电影《归来》来抛出第二部分的问题。在这部电影中，身为丈夫的男主人公陆焉识始终是一个不被承认的形象：失忆的妻子拒绝他的归来，他的身体从未被当作“陆焉识”三个字来认识，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事实上，对妻子来说，丈夫从未归来。那么真正让“陆焉识”归来，和他达成和解的人是谁？——是女儿。戴锦华指出，整个电影中关于爱情的线索实际上没有任何完满，却只有女儿和父亲达成了和解；而女儿才是“文革”当中出卖父亲，并真实地背负那段历史的人，女儿才需要被宽恕。电影从未给出内在于女儿的视角，而在戴锦华看来，这种父女的“和解”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孩子在焦虑地召唤父辈，还是父辈在焦虑地召唤儿女？
《归来》剧照，陆焉识和妻子在车站等待“陆焉识”归来
当我们考虑到如今破碎而游移的家庭时，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指向孩子对父辈的呼唤。2013年，一档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引起前所未有的火爆反响。在这场全民狂欢式的亲情展示中，家庭、婚姻、亲情、父子被重新放上舞台。事实上，“爸爸去哪儿”这个题目已经传达出一种焦虑：正是因为爸爸不在，爸爸缺席，才需要呼唤爸爸，才需要孩子和陌生的爸爸的相处。
但当我们将父亲的形象与父权制联系，并意识到父权和国家机器、政治强权原本那高度同构的关系时，这个问题或许有了另一种表述：召唤并不来自孩子，而是来自父亲，是在那个原本象征着权力、权威、压抑性的力量的父亲感到了张皇和焦虑，他们需要孩子来赋予自己利益，使自己仍然能够想象性地占据那个父权的象征地位。
因而我们看到，一方面，“寻父”、“回家”成为如今许多大热电影的共同主题，让我们想想诺兰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无不是在绚烂的制作下包裹着一个“爸爸要回家”的内核；但另一方面，不仅父亲不再在父子关系中维持一个权威的形象，与父亲这个意象相联接的父权，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威都剥落了原有的光环，显现出一种游离和挣扎的姿态。2003年，俄罗斯一共发行的五部电影中有三部关于父子：《回归》讲述了一个消失12年的父亲重回家庭后与两个儿子的巨大隔阂，《父子迷情》呈现了一对父与子过于亲密的关系，《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则描绘了一位渴望赢得尊重的父亲和一位期望开始新生活的儿子的旅途心路。在戴锦华看来，这三部电影不仅仅阐述了父与子，更是俄罗斯人自觉或潜意识地处理自身与苏联关系的表征。而在所有故事当中，父亲都不再是那个不可撼动的权力所在，父亲也不再拥有父权曾经拥有的神圣特质——“在这里，父亲、父权、家庭、血缘都丧失了它们原有的位置，开始在一个不断的变动不居当中显现出苍白的挣扎。”
电影《回归》中的父与子
戴锦华曾立场鲜明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父权制，那么，如今父权制的衰落的事实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她看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衰落，甚至在新的技术革命冲击下改变了形态，并在困扰我们已久的家庭、婚姻和性别问题上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性别的困境：《月光男孩》得了奖，性别问题就向前迈进了一步？
2013年，《阿黛尔的生活》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这是同性题材影片首次获得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大奖。2016年，一部讲述美国黑人同性故事的影片《月光男孩》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连同今年来数个国家接连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这似乎代表着性别平等和性别自主的胜利。与此同时，当“腐”文化溢出亚文化的边界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性存在，当人们开始对福尔摩斯和华生津津乐道，当性少数群体开始被承认为社会事实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内核下父权制的内在颠覆。
表面上，性别议题备受关注，性别运动也获得不断进步，但戴锦华却有一种别样复杂的心情，她提问：为什么在阶级议题完全被污名化、过时化，种族问题也开始愈发复杂的今天，唯有性别问题获得空间？——似乎“性别”成了冷战后后革命时代硕果仅存的批判性议题：它依然保持思想和学术生产的合法性，乃至为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潮，一种连好莱坞都不得不特意安放的“正确”。但戴锦华反对将将性别议题作为一个单一的、独立的议题呈现：在她看来，这个不断在社会变化中遭受冲击的课题从来不能单一地、自明地展现它遭受的冲击的实质，一旦性别问题被赋予一种“自洽”的封闭性，它便排除了其它议题，也抹杀了自身作为一个议题的内在差异。
与阶级、种族等其他社会性议题剥离的封闭性危险并非当下性别问题陷入的唯一挑战。面对当下急速的生物学革命和人工智能发展，戴锦华提出了性别问题在后人类视角下面临的新状况：就像我们在电影《她》中看到的那样，当网络、智能极大改变现代个体所处的生活和境况，当“独自而不孤独”的生存成为可能，人们可以越过他人、通过种种技术来享有生命、情感、性爱的完美时，性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而当诸如代孕、精子库等各种各样生物技术迅速成熟时，家庭、婚姻又究竟是什么？
电影《她》剧照
更重要的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是与资本的推动和金钱的占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想要战胜疾病？想要置换老化的器官？人们必须为之支付高昂的金钱。技术不断发展，可在资本的发展逻辑下，技术的福利往往只能真正被一小部分人占有。在此意义上，“任何一种技术革命所提供的我们超越身体和战胜死亡的前提，都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推进和物化过程”。那么，当这些问题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我们的现实时，我们怎么去讨论人、生命、社会、性别、家庭、亲情？
戴锦华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与技术，传统与现代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关系交织在一起，是家庭、婚姻、性别等价值经历的冲击、改变、颠覆或彷徨。新的问题不断涌现且尚未解决，但在思考解决方案之前，这些新问题必须被尽力阐明和澄清。在此意义上，戴锦华的讲演与其说是“发表观点”，不如说是“分享问题”：“我曾经用‘没有坐标的文化地形’来描述和定义我自己的研究。我尝试绘制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但是我丧失了坐标，或者说——不是我丧失了坐标，而是我意识到我既有的坐标已经不再生效或充分有效。”
不论这个机器人实际达到何种智能水平，但这一新闻无疑与此前无往不胜的“AlphaGo”、会做诗的“微软小冰”一样，再次冲击我们身为“人”的意识，激荡起那遥远却又步步迫近的恐慌：什么是人类？人类用以自我确认的坐标依然有效吗？人工智能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威胁？
而另一方面，相比起技术革命冲击下“什么是人类”这些形而上的忧虑，现代资本社会种种复杂的弊病和冲突将我们的拉向地面：愈发明显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分裂破碎而名存实亡的家庭，饱受非难和污名的性别争议等等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身处“现代”的人们似乎战胜了传统父权的桎梏，似乎建立起新的标准和新的价值体系，但已取得的胜利正不可避免遭受新的挫败，已新造的价值也正受到一次次质疑和冲击。
更令人忧虑的是，如果这两组议题结合起来会怎样？如果资本社会的发展逻辑和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交织到一起，我们长久珍视但已经受到动摇的家庭、婚姻、亲情观念，我们不断抗争却依然深受约束的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又会遭遇怎样的新状况？
11月1日，戴锦华在清华逸夫馆报告厅发表了名为《飘移、碎裂与亡灵出没：数码时代的性别、家庭和父权》的讲座。以电影文本为媒介，戴锦华期望就资本和技术下我们在家庭、父权、和性别上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探讨。对这名在电影、文化和性别研究领域钻研了30多年的学者来说，随着社会现实的急剧演变，这些问题愈发繁复、尖锐，也愈发令人困惑、难解。开场之前，她恳切地说：“我将要分享的是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脆弱的家庭：“多妻制”的亡灵依然如影随形？
以娄烨导演的《浮城谜事》为引子，戴锦华首先分享了她对当今家庭问题的反思。她关注的是电影中的“双重家庭”：电影角色乔永照是一位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妻子与女儿过着平和充裕的生活；但在这个看似美满的家庭之外，他却和另一女子共同养育一位男孩，而在第二个家庭中，他俨然传统的、老式的中国家庭男性主人，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第二位“妻子”。戴锦华认为，这个有关两性关系、家庭婚姻和信赖状态的故事展现了一种现实：一方面，中国家庭越来越成为一种仿造西方核心家庭和中产阶级价值而形成的舞台，男主与正妻的家庭便是一个典例；但在这中产阶级式的家庭、婚姻和性爱关系之外，却有一个亡灵出没：出没的亡灵是传统中国的价值——中国血缘家庭的权威性，对男性继承权的需求是它的核心需求，当“小三”有意接近妻子，并在一次谈话中骄傲地告诉第一个妻子“我们儿子的名字是他奶奶起的”时，我们似乎看到了第二段婚姻在传统意义下的某种“合法性”。
当然，戴锦华并不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多妻制”能在今天继续生存，当下的法律制度、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早已使得传统多妻制不再可能成为普遍的文化价值。但问题确实存在，因无法生育或没有生育男嗣而离婚的案例如今仍不鲜见；而另一方面，当这种传统价值的幽灵和新的资本权力混合时，“多妻制”足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中某些人的现实：腐败官员私下包养情人，巨富以“优生”之名公然提倡与多位女性生育等事例，让我们看到陈腐的价值是如何借由新的资本权力的赋权过程获得延伸。
而在“亡灵”之外，当代中国家庭面临的更紧要的问题是“碎裂”。戴锦华引用了德格娜导演的电影《告别》来讨论今天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家庭生活样态。她指出，无论是教育问题带来的孩子外出读书（如城市子女出国留学、乡村儿童去中心学区就读等），还是当下社会经济状况下人们日益频繁的工作转换和流动，都造成家庭在不同意味上的分离和破碎。
戴锦华尤其关注教育问题，她看到，一方面是对孩童和家庭价值的过高估价——在独生子女的大环境下，几乎整个家庭都围绕子女这个中心旋转，人们尽其所能成就这个中心，为了子女更好的未来和生活不惜任何花费来投资教育；另一方面却是对孩童和家庭价值的过低估价——人们完全不把离别作为一个太大的代价和伤害，也没有能力介入和反思孩子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当电影中留学归来的女主对父亲“不成器”的指责大喊“我要你们把我送出去吗？是我让你把我们送出去的吗？”时，我们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名存实亡的家庭中看到了父辈和子女间一种令人心酸的破碎。
一面是传统家庭和西方核心家庭的两种价值的交缠，另一面是当代社会经济环境下家庭为了更好的收入或更好的教育而不得不承担的种种分离。这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围绕着家庭，围绕着亲情，围绕着孩子（而孩子的核心议题叫做教育），又联系着整个社会的一个不断变化同时又不断分化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和乡村，那个被无限追求的、曾被视为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一种有关家庭、婚姻、养育、生育的目标，事实上以种种形式碎裂，以种种形式在漂移当中名存实亡。”
父权的挣扎：是儿女呼唤父辈，还是父辈呼唤儿女？
戴锦华接着以张艺谋的电影《归来》来抛出第二部分的问题。在这部电影中，身为丈夫的男主人公陆焉识始终是一个不被承认的形象：失忆的妻子拒绝他的归来，他的身体从未被当作“陆焉识”三个字来认识，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事实上，对妻子来说，丈夫从未归来。那么真正让“陆焉识”归来，和他达成和解的人是谁？——是女儿。戴锦华指出，整个电影中关于爱情的线索实际上没有任何完满，却只有女儿和父亲达成了和解；而女儿才是“文革”当中出卖父亲，并真实地背负那段历史的人，女儿才需要被宽恕。电影从未给出内在于女儿的视角，而在戴锦华看来，这种父女的“和解”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孩子在焦虑地召唤父辈，还是父辈在焦虑地召唤儿女？
当我们考虑到如今破碎而游移的家庭时，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指向孩子对父辈的呼唤。2013年，一档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引起前所未有的火爆反响。在这场全民狂欢式的亲情展示中，家庭、婚姻、亲情、父子被重新放上舞台。事实上，“爸爸去哪儿”这个题目已经传达出一种焦虑：正是因为爸爸不在，爸爸缺席，才需要呼唤爸爸，才需要孩子和陌生的爸爸的相处。
但当我们将父亲的形象与父权制联系，并意识到父权和国家机器、政治强权原本那高度同构的关系时，这个问题或许有了另一种表述：召唤并不来自孩子，而是来自父亲，是在那个原本象征着权力、权威、压抑性的力量的父亲感到了张皇和焦虑，他们需要孩子来赋予自己利益，使自己仍然能够想象性地占据那个父权的象征地位。
因而我们看到，一方面，“寻父”、“回家”成为如今许多大热电影的共同主题，让我们想想诺兰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无不是在绚烂的制作下包裹着一个“爸爸要回家”的内核；但另一方面，不仅父亲不再在父子关系中维持一个权威的形象，与父亲这个意象相联接的父权，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威都剥落了原有的光环，显现出一种游离和挣扎的姿态。2003年，俄罗斯一共发行的五部电影中有三部关于父子：《回归》讲述了一个消失12年的父亲重回家庭后与两个儿子的巨大隔阂，《父子迷情》呈现了一对父与子过于亲密的关系，《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则描绘了一位渴望赢得尊重的父亲和一位期望开始新生活的儿子的旅途心路。在戴锦华看来，这三部电影不仅仅阐述了父与子，更是俄罗斯人自觉或潜意识地处理自身与苏联关系的表征。而在所有故事当中，父亲都不再是那个不可撼动的权力所在，父亲也不再拥有父权曾经拥有的神圣特质——“在这里，父亲、父权、家庭、血缘都丧失了它们原有的位置，开始在一个不断的变动不居当中显现出苍白的挣扎。”
戴锦华曾立场鲜明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父权制，那么，如今父权制的衰落的事实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她看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衰落，甚至在新的技术革命冲击下改变了形态，并在困扰我们已久的家庭、婚姻和性别问题上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性别的困境：《月光男孩》得了奖，性别问题就向前迈进了一步？
2013年，《阿黛尔的生活》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这是同性题材影片首次获得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大奖。2016年，一部讲述美国黑人同性故事的影片《月光男孩》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连同今年来数个国家接连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这似乎代表着性别平等和性别自主的胜利。与此同时，当“腐”文化溢出亚文化的边界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性存在，当人们开始对福尔摩斯和华生津津乐道，当性少数群体开始被承认为社会事实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内核下父权制的内在颠覆。
表面上，性别议题备受关注，性别运动也获得不断进步，但戴锦华却有一种别样复杂的心情，她提问：为什么在阶级议题完全被污名化、过时化，种族问题也开始愈发复杂的今天，唯有性别问题获得空间？——似乎“性别”成了冷战后后革命时代硕果仅存的批判性议题：它依然保持思想和学术生产的合法性，乃至为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潮，一种连好莱坞都不得不特意安放的“正确”。但戴锦华反对将将性别议题作为一个单一的、独立的议题呈现：在她看来，这个不断在社会变化中遭受冲击的课题从来不能单一地、自明地展现它遭受的冲击的实质，一旦性别问题被赋予一种“自洽”的封闭性，它便排除了其它议题，也抹杀了自身作为一个议题的内在差异。
与阶级、种族等其他社会性议题剥离的封闭性危险并非当下性别问题陷入的唯一挑战。面对当下急速的生物学革命和人工智能发展，戴锦华提出了性别问题在后人类视角下面临的新状况：就像我们在电影《她》中看到的那样，当网络、智能极大改变现代个体所处的生活和境况，当“独自而不孤独”的生存成为可能，人们可以越过他人、通过种种技术来享有生命、情感、性爱的完美时，性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而当诸如代孕、精子库等各种各样生物技术迅速成熟时，家庭、婚姻又究竟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是与资本的推动和金钱的占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想要战胜疾病？想要置换老化的器官？人们必须为之支付高昂的金钱。技术不断发展，可在资本的发展逻辑下，技术的福利往往只能真正被一小部分人占有。在此意义上，“任何一种技术革命所提供的我们超越身体和战胜死亡的前提，都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推进和物化过程”。那么，当这些问题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我们的现实时，我们怎么去讨论人、生命、社会、性别、家庭、亲情？
戴锦华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与技术，传统与现代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关系交织在一起，是家庭、婚姻、性别等价值经历的冲击、改变、颠覆或彷徨。新的问题不断涌现且尚未解决，但在思考解决方案之前，这些新问题必须被尽力阐明和澄清。在此意义上，戴锦华的讲演与其说是“发表观点”，不如说是“分享问题”：“我曾经用‘没有坐标的文化地形’来描述和定义我自己的研究。我尝试绘制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文化，但是我丧失了坐标，或者说——不是我丧失了坐标，而是我意识到我既有的坐标已经不再生效或充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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