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灵魂，一个孤魂，一个幽魂，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家乡简陋的柴房里，陈望道用板凳、铺板支起临时写字台，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包了粽子并附上一碟红糖，叮嘱儿子趁热吃。陈望道一边全神贯注地翻译，以致于一边吃粽子，一边竟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了。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情景党课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演。澎湃新闻记者 张新燕 图
11月27日上午，在中共一大会址，播音主持人曹晨光以情景剧的形式，现场还原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经典画面。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星火闪耀的一刻，其背后的历史记忆值得再次被细细打捞：为什么由他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
历史选中了陈望道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霍四通认为，应该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放在中共建党的大背景下来看，“是历史选中了陈望道。”
陈望道是1949年后复旦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曾长期担任这一职务。今年，霍四通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周晔一起专门深入研究了老校长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以及在上海参与建党活动的经历。
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后，一大批优秀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实现思想的转变，并在上海聚集，最终促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在这个过程中，陈望道成了翻译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在陈望道之前，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都曾在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但一直没有全文的翻译，这也是当时不少先进知识分子急盼之事。
1919年6月，《星期评论》在沪创刊，这本刊物在当时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编辑部很快将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提上日程。讨论人选时，《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推荐了时年29岁的同乡陈望道，“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现在来看，翻译《共产党宣言》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了解马克思主义、外文好、精通语言修辞等。”霍四通说，当时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全国最多不过数十人，陈望道正是其中之一。
留学日本期间，陈望道阅读过进步学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除了日文，他也精通英文。此外，陈望道的国文素养也很受认可，这从他发表在报刊的文章就可得知。
霍四通认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是，因为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陈望道开始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所关注。1919年6月，陈望道受聘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员，成了校园里最锐意的革新者之一。
尽管陈望道后来离开了教员岗位，但他在风潮中和同学们并肩战斗，获得了广泛的瞩目和认可。霍四通认为，由此陈望道才进入了陈独秀、邵力子和沈玄庐等人的视线，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理想人选。
1920年9月第二版的《共产党宣言》。图片来自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
影响无远弗届
时间回到1920年的早春，身在杭州的陈望道，接到邵力子的邀请信件后，既意外，又感到兴奋，很快复信，不久后收到了翻译底本——上海寄来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
为了译书，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独自住进了早已作为柴屋的老宅。简陋的屋内，陈望道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既当桌子用，又当床用。
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花了数十天功夫才完成。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全身心投入翻译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房。
他的专心致志，留下了历史的经典一刻，即文章开头的一幕：母亲特地送来糯米粽子，外加温补祛寒的红糖，陈望道却错蘸了墨汁，还回答“够甜了”，直到母亲来收拾碗碟才发现。
尽管因为《星期评论》停刊，完成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没有按计划连载，但辗转出版的单行本，很快风靡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霍四通介绍，有学者做过统计，到1926年，《共产党宣言》已印刷十七次，累计数十万册，在北伐军队中据说人手一份。
历史资料显示，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曾对这本译著大加赞赏，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是它的拥趸。譬如，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提起了三本书，榜首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霍四通和周晔对比了早期《共产党宣言》英日等各种翻译版本，认为陈望道的翻译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准，这也极大助力了此书的传播。这位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人的翻译不生搬硬套，而是注意表意清晰、注重语言修辞，不乏创新之处。
譬如，其中随处可见一些文学性极强的精彩语句，像“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
“它是用白话文翻译的，而且翻得非常漂亮，工人、老百姓都看得懂，”霍四通说，“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一个里程碑，可能也是至今无法超越的。”
通过比较历史报刊标题的变迁，霍四通和周晔提出，《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共产党”一词才取代其他用法，开始深入人心。而时至至今，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仍不断被人们记起，影响无远弗届。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解放日报》2016年06月02日和《新民晚报》2017年11月12日相关报道）
附：陈望道简介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历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来源：复旦大学官网）
11月27日上午，在中共一大会址，播音主持人曹晨光以情景剧的形式，现场还原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经典画面。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星火闪耀的一刻，其背后的历史记忆值得再次被细细打捞：为什么由他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历史选中了陈望道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霍四通认为，应该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放在中共建党的大背景下来看，“是历史选中了陈望道。”
陈望道是1949年后复旦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曾长期担任这一职务。今年，霍四通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周晔一起专门深入研究了老校长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以及在上海参与建党活动的经历。
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后，一大批优秀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实现思想的转变，并在上海聚集，最终促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在这个过程中，陈望道成了翻译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在陈望道之前，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都曾在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但一直没有全文的翻译，这也是当时不少先进知识分子急盼之事。
1919年6月，《星期评论》在沪创刊，这本刊物在当时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编辑部很快将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提上日程。讨论人选时，《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推荐了时年29岁的同乡陈望道，“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现在来看，翻译《共产党宣言》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了解马克思主义、外文好、精通语言修辞等。”霍四通说，当时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全国最多不过数十人，陈望道正是其中之一。
留学日本期间，陈望道阅读过进步学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除了日文，他也精通英文。此外，陈望道的国文素养也很受认可，这从他发表在报刊的文章就可得知。
霍四通认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是，因为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陈望道开始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所关注。1919年6月，陈望道受聘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员，成了校园里最锐意的革新者之一。
尽管陈望道后来离开了教员岗位，但他在风潮中和同学们并肩战斗，获得了广泛的瞩目和认可。霍四通认为，由此陈望道才进入了陈独秀、邵力子和沈玄庐等人的视线，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理想人选。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初版本）。 图片来自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官网
影响无远弗届
时间回到1920年的早春，身在杭州的陈望道，接到邵力子的邀请信件后，既意外，又感到兴奋，很快复信，不久后收到了翻译底本——上海寄来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
为了译书，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独自住进了早已作为柴屋的老宅。简陋的屋内，陈望道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既当桌子用，又当床用。
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花了数十天功夫才完成。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全身心投入翻译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房。
他的专心致志，留下了历史的经典一刻，即文章开头的一幕：母亲特地送来糯米粽子，外加温补祛寒的红糖，陈望道却错蘸了墨汁，还回答“够甜了”，直到母亲来收拾碗碟才发现。
尽管因为《星期评论》停刊，完成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没有按计划连载，但辗转出版的单行本，很快风靡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霍四通介绍，有学者做过统计，到1926年，《共产党宣言》已印刷十七次，累计数十万册，在北伐军队中据说人手一份。
历史资料显示，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曾对这本译著大加赞赏，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是它的拥趸。譬如，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提起了三本书，榜首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霍四通和周晔对比了早期《共产党宣言》英日等各种翻译版本，认为陈望道的翻译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准，这也极大助力了此书的传播。这位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人的翻译不生搬硬套，而是注意表意清晰、注重语言修辞，不乏创新之处。
譬如，其中随处可见一些文学性极强的精彩语句，像“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
“它是用白话文翻译的，而且翻得非常漂亮，工人、老百姓都看得懂，”霍四通说，“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一个里程碑，可能也是至今无法超越的。”
通过比较历史报刊标题的变迁，霍四通和周晔提出，《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共产党”一词才取代其他用法，开始深入人心。而时至至今，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仍不断被人们记起，影响无远弗届。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解放日报》2016年06月02日和《新民晚报》2017年11月12日相关报道）
附：陈望道简介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历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来源：复旦大学官网）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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