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和的家在北京的西边，爷爷叶圣陶的痕迹无处不在。正对大门的餐厅墙上，挂着叶圣陶白眉毛白胡须的刺绣像；餐厅的拐角处，是爷爷为叶永和题写的《醉太平》词一首；在客厅的书柜上，放着当代书法家启功重题叶圣陶写的“善满居”。
这些年，叶永和在追寻爷爷的脚步。一个月前，由他的父亲叶至善整理选编的叶圣陶书信、日记、诗文集《我与四川》再版。叶永和与姐姐叶小沫重走成都、乐山等地，就是为了寻访爷爷于抗战岁月中，散落在街巷中的足迹。
叶永和还特意学了拼音输入法，捧着叶圣陶厚厚的日记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出了爷爷一生的心路历程。
他关于爷爷的记忆，并不停留在书页之间，而是鲜活的。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带一家人自上海北上，搬进北京东城区东四八条胡同的一座庭院。在这个四合院里，叶圣陶的后半生，叶永和就相伴在他的左右。
接受《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时，回忆起爷爷叶圣陶，叶永和便从这间承载记忆的四合院说起了。
八条胡同里的八仙桌
住进八条胡同后，爷爷应下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一职。初到北京，他换了一册日记本，在封面上题了四个字，“北游日记”，可见他是准备游个一年半载，就回上海的。但没想到，爷爷展开教材编写工作后，忙得一塌糊涂，整个后半生都在北京度过了。
爷爷来北京的第三年，我出生了。因为他太忙，我们的相处并不多，更不用说他对我有什么“耳提面命”的教育了。后来总有人问我：大教育家叶圣陶是怎样教育孩子的？我想了又想，实在总结不出条条框框的法则来。倒是小院里的那张八仙桌，像个临时课堂，留下了很多琐碎记忆。
在八条胡同里，一大家人每天都要围着八仙桌吃晚饭。首先，入席就是要讲规矩的。爷爷和奶奶先坐，小辈们再依次坐下。后来孙辈越来越多，几个小的只能轮流上桌。
爷爷在八仙桌上教我识字。印象最深的是在冬天，北京烧炉子，屋内暖和些。爷爷一回家就换上棉袍，在八仙桌前坐定，掏出几张识字卡片——他将用过的台历裁成方纸，拿红色的毛笔写上字，教我认。
爷爷建议，在饭堂的电话旁放一块小黑板，让我在接到电话后，用粉笔记录通话内容，留言给其他人看。爷爷时刻关注着黑板上的各种小字，遇“佳作”一则，还会在饭桌上表扬一句。爷爷的意思是，让我们在生活细节中，锻炼听说读写的能力。
2017年11月16日，叶永和与妻子蒋燕燕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当然，爷爷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急匆匆扒拉了两口饭，放下碗筷蹦达着离开，不小心“咣”地一声摔了门。爷爷“噌”地起了身，厉声叫住我，“重新关一次门”。结果他越严厉，我就跑得越快，躲到了北屋，不肯出来。爷爷吃完饭，跑去北屋，揪着我的耳朵，一字一句地要求我，“把门再关一次”。我只能老老实实、轻手轻脚地，又关了一次门。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起，仍然记忆犹新。
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日常，就是爷爷的“教育”。他总在细枝末节的地方严厉苛刻，跟我们较劲儿，却从不列什么书单，也不过问我们的成绩。1968年“文革”，念初一的我去陕北延安插队，姐姐叶小沫已经到了黑龙江依兰，爸爸去了河南“五七”干校，一家人南北东西，互通消息全靠写信。即便如此，爷爷每次回信，都要先一一挑出错别字，发现用法不当的词，还要仔细分析一番。叮嘱完毕，再进入正题。
爷爷说过：“我想，‘教育’这个词，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含义。”
他的宠爱很讲原则
爷爷很少责骂我们，那次揪耳朵，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体罚”经历。但他有股劲儿，总让我有点怕。在爷爷面前，我都毕恭毕敬的。直到他退了休，我已经成婚，想找他讨一幅笔墨来，憋了好久也不敢开口。妈妈替我向爷爷求了字，他拎着字来问我：“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我有那么可怕吗？”
后来我们这些后辈们在一起回忆，都说其实爷爷也有宠孩子的一面。
叶圣陶和他的三个子女合影（左起：叶至美、叶至善、叶圣陶、叶志诚。）
爷爷喜欢看电影，上世纪30年代，物资相对匮乏，他就经常带孩子“奢侈”一把，去电影院饱眼福。父亲曾回忆，那时的电影院里都有托着盘子的服务生，专卖西式糖果和冷饮。每场演到一大半，银幕上闪过“休息五分钟”，爷爷就大方地拿出两角银元，买来纸杯冰激凌，每人都有一份。
姑姑至美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女儿。爷爷对她疼爱有加，有一次竟然想着要亲自给她做身衣裳。他颇有兴致地叫来至美姑姑，在她身上比划一翻，又拿报纸折出样子，用别针固定住。被一身报纸裹住，姑姑浑身不自在，结果一抬手，报纸全破了。爷爷说：“重来！”折腾了好几次，他终于勉强裁出一件“不太合身”的大衣。后来，姑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件大衣》，写爷爷看着自己做的大衣，“沮丧得不得了”。
叔叔至诚挨的打最多。他是家里的“人来疯”，来客越多，就越闹腾。奶奶为了安抚他，准备了一些水果罐头，哄他去厨房吃。爷爷却是该打就打。这一点，我父亲印象特别深——弟弟每次挨打，身为长子的父亲都要在一旁看着，这叫“陪打”。
但其实爷爷用另一种方式“宠”着这个小儿子。读高中时，他在作文里发牢骚：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各有各的要求，一天满满当当，根本记不住……好像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老师。书不想念了，要退学！爷爷看了作文，居然不急不气，说道：“不念就不念了吧。”于是，他给至诚叔叔办了退学手续，连这篇作文都被刊发到了《中学生》杂志（叶圣陶主编）上。“高中肄业”的叔叔，被爷爷送到上海开明书店打杂工，驻守库房，整理杂书。结果，叔叔将库房里的书看了个遍，后来自己也写出不少好作品。
经此一事，辍学便成了我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延续到了孙辈。我大哥三午5岁半时，被送进一家小学的幼稚班，回家常常又哭又闹，想来是受了严师的责备。有一回，这位严师在他的成绩单上批了8个大字：“品学俱劣，屡教不改。”爷爷看了，回敬了8个大字：“不能同意，尚宜善导。”让接送三午的阿姨捎了回去。这位严师看了问她：“他们一家是不是都有神经病？”
后来我们都明白了爷爷的苦心，他绝不是一味地惯着孩子胡闹，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由衷地认为不只有念书才能称得上“教育”。
冰心说：叶老做事是最认真的
严于律己，是爷爷自己的人生态度。他“认真”的事迹实在数不胜数。比如：每做一件事情，只要开了头就一定坚持到底。他16岁开始写日记，天天写，一直写了78年。小到开一个信封，写个便条；大到读书、写文章、讲话，他绝不马虎。他喜欢整洁，无论什么时候穿戴都清爽利落，办公桌上总是干净整齐。有一回他编教材，朱自清的一篇散文入选，其中有一段写自己的书桌“乱糟糟的”，爷爷看了觉得不妥，执意删了这段。
冰心老人曾说：“在我熟悉的作家中，叶老做事是最认真的，为人是最可信赖的。”这些习惯其实跟了他一辈子。1913年，爷爷从苏州新式学堂草桥中学毕业，在家乡的小学当过几年老师，从授课、编教材，到组织学生社会实践、写生活动，都事必躬亲。
1980年3月19日，叶圣陶与北京东四九条小学的少先队员在一起。
1923年，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每天和作家打交道，处理他们的书稿，替他们领取和支配稿费。丁玲的处女作《梦珂》、戴望舒的《雨巷》、沈雁冰（茅盾）的《幻灭》、巴金的《灭亡》，都是在他做编辑时发表的。连茅盾先生的笔名，也是他改的。沈雁冰最初为自己取名“矛盾”，“大概是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吧”，爷爷看了说，没有人姓矛的，就加了个草字头。
1931年，爷爷离开商务印书馆，到了好友聚集的开明书店，为全国小学生编写《开明国语课本》。1949年，爷爷到了北京，又一头扎进教材里。我小时候的印象是，饭桌上、书房里，爷爷和爸爸无时无刻不在讨论课本该怎么改。用姐姐叶小沫的话说就是：“他好像是在家里上班的。”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提倡语言规范化，每一篇课文都要请北京的老师朗读几遍。我记得，课本里有这样一句话，“东西掉到井里了”，老师读得快，念成了“东西掉井里了”。哪种说法更顺口，到底该不该加这个“到”字，他拿不准，就召集编辑开会讨论。“课本是要影响几百万学生的，一点都马虎不得。”
外人多说爷爷和蔼，他其实是有脾气的，看不过去的地方，一定要呼吁两句。有些狠话，他也敢说。还在任上时，他就批评教育部不懂教育。“人家以为教育部为一中央机关，殊为了不起，实则类乎‘空城计’。且戏台上之‘空城计’，除两个老兵而外，尚有诸葛亮。教育部之‘空城计’则并诸葛亮而无之，惟有两个老兵在城门边扫地而已。”意思是：只做门面功夫，里头什么都没有。
生活本来就是艺术
父亲说过，爷爷将太多精力花在了教材编写上，耽误了自己的写作。早年他在商务印书馆编“学生国学丛书”时，每晚回家都要赶工，写《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按月连载。他的童话《稻草人》，鲁迅称之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创作之路”，同样出自这个时期。这两部早期的作品，一部写“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幻灭”，另一部写“人世间的悲剧，稻草人挽救不了”，都被打上浓浓的现实主义烙印，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
上世纪50年代，爷爷给小学语文课本创作儿歌。其中有一首《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1955年5月9日，他在日记里抄下这首小诗，很“得意”，“意极浅显，而情景不枯燥……”多年后，我们整理他的儿歌，零零总总居然有100多首。这些长长短短的句子，没什么波澜的故事，也没什么华丽的辞藻，只是充盈着童趣和情调，流露着温情与暖意。
爷爷还是个观察家，能把植物写得有滋有味。清新淡雅的小短文，从种子发芽，一直写到花朵盛开。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的就有《爬山虎的脚》。“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叶尖一顺儿朝下，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空隙。”
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爱摆弄花花草草。我自小住的院子，从初春到深秋，就从未断过花。常见的夹竹桃、百合，名贵的牡丹、郁金香，还有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他每日早上起来，下班回家，都要忙里偷闲，驻足跟前，观察一番。退休后，爷爷还和老友俞平伯、植物学家贾祖璋比赛，互相寄牵牛花花种，各种各的，看谁的花开得最好。而这些花开花落的过程，都被他写进了文章里。
爷爷评价文章好坏的方法与众不同。他认为的好，从来不是指辞藻和技巧，而是用词准确、句子通顺、简单明了。他一直提倡，“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生活是创作的源头，谁的生活充实，谁就是诗人，至于写不写的出来，就看他本人的兴致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家的小辈们大多子承父业，成了编辑，只有我走了“另一条路”，当了工人——爷爷其实一直希望我们能做实打实的工作，生产一两样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过，随着年岁增长，我现在也越来越能领会到爷爷提的“生活本来就是诗，就是艺术”——先观察，然后有感悟，最后才是表达。
有生活情趣的老头儿
爷爷是一个事无巨细、严厉又自律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个有生活情趣的老头儿。
他酷爱喝酒——6岁跟着他的父亲学喝酒，两年不到，父子俩打成了平手。上学后，他以喝酒自夸，“两斤不再话下”。在《中学生》杂志任主编时，他和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老友王伯祥联合发起了一个“酒会”。爷爷被推举为会长，还正儿八经立下“章程”：一顿能喝5斤以上绍兴黄酒者，才能成为会员。平素好酒的书画篆刻家钱君，听说有这样一个酒会，想要入会。但他的酒量只有3斤半，于是想请会里的人通融一下。爷爷听说后，打趣说：“那就先作预备会员吧。”还鼓励他：“要锻炼酒量，早日把‘预备’两个字拿掉才好。”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早饭，爷爷顿顿有酒。我父亲陪他喝，但从不碰杯，各自斟酒，一小口一小口地品。他其实是借着喝酒，和我们聊天。聊天南海北、天文地理、时事新闻，跟我们打听周围的新鲜事。一顿晚饭总要吃上一两个小时。
爷爷晚年身体出了点小毛病，最初酒还是照喝不误，逐渐减到每顿小半杯。老人家说：“喝了80多年，如今要算总账了。”1984年，爷爷胆囊不好，住院手术。北京医院的吴蔚然副院长跟他打趣：“我这有瓶国外带回来的白兰地，等到出院你拿回家好好开胃。”这自然是吴院长开玩笑，爷爷回家后十分自觉地把酒戒了。
酒不喝了，老友相继离世，健在的大多都身体欠佳，窝在家里养病。爷爷的朋友圈就此散了。一时间，生活变得单调。书桌上空空荡荡，没有书也没有笔——因为视力衰退，看书写信都不行了。听觉也越来越模糊，广播里的播音员好像伤风了，齁着鼻子讲话。老人家自己说，通向外界的两个窗口，渐渐地关上了。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冰心来我家看过一次院子里的海棠。这次相聚，父亲是瞒着爷爷，偷偷跟冰心女儿吴清约好的。那天中午，爷爷午睡醒来，走出卧室一看，玻璃杯擦得锃亮，整整齐齐摆在茶几上。父亲告诉他，冰心要来赏花，这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喜出望外”。那年春天，海棠花下，两个老人手握着手，耳朵凑在一起聊着天。
第二年春天时，爷爷已经走了。后来每当海棠花开，我们都怀念他。有一年，我的母亲患了糖尿病，眼睛看不见，我摘了花放在沙发旁，问她香不香。老太太说：“花每年谢了又开，人走了却回不来了。”
叶永和（口述）
《环球人物》记者 毛予菲（整理）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