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如果在野外，只要找到一粒或者几粒种子，很有可能把它栽培成功。这在植物学界就叫“希望的种子”。

他说，创新的心永远无法平静。只要心在不断飞翔，路就不断向前延伸。

他是钟扬，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一名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援藏教师。2017年9月25日，钟扬意外遭遇车祸，不幸辞世，年仅53岁。4000多万颗植物种子和各种科学“奇谈”，成为钟扬留给世界的最珍贵礼物。

科学探索的冒险家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飞机在起飞降落时为什么要打开遮光板？国外在给病人注射青霉素时为什么不做皮试？在钟扬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会冒出一些问题，充满各种好奇。这些问题钟扬会想方设法学懂弄通，然后再拿出来与人分享。

追问，是钟扬的一种习惯。正是在不断的追问中，他勤奋钻研，锐意进取，一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并在生物信息学、进化生物学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长期积累，拥有独创性的成果。

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殿堂令人震撼不已。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40％的种子都是钟扬提供的。如今，钟扬和他的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很多被存放在国家和上海种质库的冰库里，可以存放100年至400年不等。

钟扬（中）正在给学生们上课。（资料照片）

钟扬常说：“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1979年，15岁的钟扬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84年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二十几岁即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

成绩背后，是钟扬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勤奋。他最初从无线电专业转向植物学研究，花了整整两年业余时间，风雨无阻，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所有课程。2000年，钟扬放弃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岗位，来到复旦大学做了一名普通教授。

钟扬曾风趣地说，自己做科研有“新四不像”精神，即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样勤劳，坚持不懈。

从2001年起，钟扬开始前往西藏从事高原生物多样性研究，然后又积极投身西藏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在西藏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最高攀登到海拔6000多米，克服了极端严寒、高原反应等各种困难，收集高原种子，为高原种质库做准备。

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许多地方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有多危险，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去。在野外考察途中，他多次看到过往车辆冲出盘旋的山路，掉下悬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就躲在山窝子里；还有几乎所有类型的高原反应……这些钟扬几乎都经历了，但是他都顽强地克服了。

“他的团队对红景天、西藏沙棘等青藏高原特色植物资源和珍稀植物的研究，都已取得重要进展。他们不仅揭示了西藏特有植物对高原极端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为抗旱、抗寒、抗紫外线等化合物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西藏特有植物的保护提供了保障。”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这样评价钟扬。

1938年，德国探险家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珠穆朗玛峰南坡采集到一棵几厘米高的鼠麴雪兔子，将其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冰川消融，植物的分布可能有新的高度。为此，钟扬和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去珠峰考察，后来终于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北坡采集到了宝贵样品。这些样品使钟扬他们坚信，南坡能找到突破现有世界纪录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同时，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分析，将为揭示种群来源、动态及其与全球变化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钟扬的植物情缘不仅在雪域高原，也在距离相隔4000公里、海拔相差4000米的上海临港。在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有一块10亩大小的地块。这里种植的是钟扬培植的红树树苗，最高的已经长出地面两米多。种植红树之前，这块地是干的，盐碱一直往外泛。种植红树后，蝌蚪、田螺都出现了，生物种类明显增多。

钟扬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美丽的海滨城市”。

“钟扬对科学的追求发自热爱，他的人生就像一颗流星，那么充分地燃烧，最后划过天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说。

生命高度的丈量者

“一个基因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造福万千苍生”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医就治，康复效果很好。他的学生朱彬回忆说，当时医生告诫钟老师两件事：一是要彻底戒掉他生活中几乎唯一的嗜好——喝酒。二是3年内不能再去西藏。钟老师非常严格地遵守了戒酒令。然而，他完全没能“戒”掉西藏。出院后仅仅几个月，钟老师又踏上去西藏教学的路。

为什么对西藏情有独钟？还得从钟扬来到复旦大学说起。

2000年，钟扬到复旦大学后，与几位老师一起承担起了重建生态学科的任务。他逐渐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经过大量细致的文献调研和实地野外考察，他发现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未受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于是，钟扬把目光投向青藏高原。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钟扬此后16年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钟扬在西藏考察。冯 艾摄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用自己的生命丈量生命的高度。从只身踏上地球“第三极”，盘点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探寻生物进化的轨迹，到2010年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钟扬将生命的高度与高原连接起来。3年后，他又申请留任第七批援藏干部。

2016年，由于西藏大学相关学科建设处在紧要关头，大病初愈的钟扬选择再次申请留任。钟妈妈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这样劝他：“扬子，你生病快一年了，我和你爸的意见是，今后西藏那边都不要去了。你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去了。”老人在后面那句话上，画了重重的波浪线。

可是，钟扬毅然再次申请留任。最终凭着体检合格报告和个人反复争取，钟扬入选了第八批援藏干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包晓明说：“钟扬教授在科学考察的过程中多次面对死亡的挑战，在海南经历了煤气中毒，在西藏经历过多次山上落石、所幸没有被砸中，还突发脑溢血，所以他对生死看得很淡。”

培养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钟扬一腔热血，希望打造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

在一份西藏大学理学院2011年至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统计中，钟扬申请到280万元的项目，从2012年1月份至2015年12月份，他和团队开展了对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的植物基因组变异及适应性进化机制研究。这个为期4年的项目是理学院迄今为止基金金额最大的一个。

如今，西藏大学与10多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钟扬工作过的理学院不仅成为西藏大学办学时间最长的学院之一，也是为西藏培养人才最多的学院之一。

“以前学校的老师还是上课为主，一直是师范化教学模式，对搞学术、写论文没有概念。钟老师来了后，经常讲课培训，帮助教师们提升科研论文写作水平，现在我们教师发表论文都很有信心。”西藏大学理学院原院长白玛多吉说。

钟扬在西藏不只是做研究、抓教育。包晓明说：“钟扬教授生前和我讲过，他要在墨脱种咖啡，并且说，大概用3年到5年时间就能请我们喝上来自青藏高原的咖啡。”

因材施教的教育工作者

“我相信，终有一天，梦想之花会在他们的脚下开放”

2017年的现代生物科学导论课期末考试试卷中，老师们设置了这样一道题：“请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和你本人对钟扬教授先进事迹的学习，谈谈钟扬教授在青藏高原执着于此项事业的生物学意义。”

“阅卷中我们发现，每个学生的答案都写得满满的，学生们对钟扬老师的怀念感恩之情跃然纸上，读着读着就忍不住泪流。”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说，钟扬是个普通实干的教授，对每个学生都真情实意，在西藏大学乐于给普通本科生上课，帮扶老师，帮助学生，这是他作为教师的良心，也是对教育的良心。

院长、校长助理、导师……从事研究教学30多年，教师是钟扬最在意的身份。当年，他“跳槽”到复旦大学，实际上是希望从科学家转型成为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他一直有当教师的梦。

钟扬生前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工作。 （资料图片）

钟扬身兼复旦大学、西藏大学两校博士生导师，指导了藏族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和哈萨克族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当地学生熟悉地形，了解当地生物分布，如果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完全可以做出成绩。2015年6月份，西藏大学第一批7位生物学研究生毕业，他们中大部分都留在了西藏。

钟扬意识到，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生物学家，更需要的是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高原植物学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在课堂，也在雪山脚下，荆棘丛中，他要让自己的学生学会克服困难、迎接挑战。

在学生眼里，钟扬充满仁爱之心，风趣幽默。所有学生都吃过他做的饭，一半以上的男同学在他的宿舍里借宿过。学生们忘不了，多少个野外考察的清晨，都是钟老师冻得嘴唇发紫、忍着身体不适，为大家生火做饭。

在阿里地区的一次野外考察中，有个学生缺氧晕倒了。钟扬一边喊着“吸氧，快给他吸氧”，一边忍受着自己严重的高原反应。学生挣扎着拔掉氧气管，试图换给钟老师，结果被他阻止：“别动，都这么大的人了，这么不讲卫生，快点插回去！”那一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钟扬老师又有说有笑地与学生们踏上征程。

2017年，在上海市教卫直属机关青年工作委员会首场报告会上，钟扬寄语青年成才要有三个重要品质：人生没有绝对，不必等到临终才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个年龄段该干的事都干了，就不负你的人生。珍惜自己的岗位和状态，是走向更高更远前程的重要因素。珍惜现有的环境和当下的体验，不把自我发展寄托于别人，不论终点落于何处，都会有精彩的收获。

许敏和赵宁两位学生不会忘记老师的教导和关爱。在高原，有一种植物名为拟南芥，研究价值堪比果蝇和小白鼠。寻找特殊的拟南芥材料，成为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在钟扬老师指导下，两人利用休息时间，每周末坐公交、爬山路，到4000多米海拔高峰去探寻，终于找到一种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这既是两位年轻人姓氏拼音的组合，也是西藏首个字母的缩写。钟扬告诉学生，这是西藏的馈赠，也是大自然的回报。

钟扬说过，海拔越高的地方，植物的生长越艰难，但是越艰难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就越顽强。我希望我的学生，就如这生长在世界屋脊的植物一样，坚持梦想，无畏艰险。我相信，终有一天，梦想之花会在他们的脚下开放。

“记得在2013年，我第一次跟着钟老师去珠峰采样，我们团队所有人7天靠着吃饼干、火腿肠、榨菜度过，一顿饭菜、一碗面都没吃。可是，这艰苦的条件在钟老师眼里纯属正常。”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德吉说：“在海拔5300米的雪山上，钟老师明明有了高原反应，但却总是说‘我没事’‘你们要注意安全’‘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在任职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期间，钟扬推动设立了研究生服务中心，全天服务12小时，一年365天无休，最大限度地方便学生办事。他还推动创立了研究生论文指导中心、研究生FIST课程等重要项目，想方设法满足研究生的学术发展需求。

钟扬认为，作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者，应当把提升青年学生的创新能力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把培育创新人才作为高等教育改革中必须下大力气实现的目标。

“2008年，我担任学校副校长之后，生命科学学院很多老师提出应由钟扬接任院长，但却被他婉拒了。他说学院应该在全球招聘院长，这样可以提升在全球的影响力。”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说，钟扬对职务和名利总是看得很轻。

会讲故事的科普达人

“科学研究是艰苦的事业，科学家从中提取欢乐”

工作生活中，钟扬带给身边人的都是快乐、充实和满足。每当人们问他追求科学的“初心”时，他都会扔下一句：“这哪是什么‘初心’啊，只是一颗肥大的跳动过缓的心脏吧！”这是一个生物学家的幽默。

科研教学闲暇之余，只要有钟扬在的场合，总是热闹非凡，那也正是他的“脱口秀”时间。他会兴奋地讲自己最近在科研、科普方面的新发现、新突破、新鲜事儿，所聊内容不仅是《Science》《Nature》等杂志上的论文，还有王自健、papi酱等各类网络红人，无所不包。

“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受教于钟老师，也被他对科普的极大热情感染着，更佩服钟老师对于科普工作的深刻思考。”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赵佳媛从2003年就加入到钟扬的课题组，参与科普工作。

在赵佳媛看来，钟扬是无私奉献的科普大师。钟扬经常受邀开设公众科普讲座，坚持为全国中小学生做形式多样的义务科普，担任学校科学顾问，指导中学生科学创新活动。近年来，他还专门组建了团队，为中学生开展系统的科学能力训练。

钟扬（左四）生前和他的学生们在野外工作。 （资料图片）

“作为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的成员，钟老师不管有多忙，几乎都是有求必应。科技馆的许多同事在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帮助。”上海科技馆研究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说。

上海自然博物馆是上海科技馆分馆，在建馆之初，需要一个能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但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先后联系过几家高校都因难度太大而被婉拒。鲍其泂找到了钟扬老师。“原本想着他实在太忙，如果能利用他在圈内的人脉帮忙牵线或引荐，就很感激了。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鲍其泂说。

如今，陈列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每一块图文板，都有钟扬的精心付出。500多块展板涉及天文、地理、人文等丰富内容，都是钟扬与馆里工作人员一字一句地讨论编写的。每个展区门口都有钟扬参与编写的导语，展现了他极高的语言天赋和博闻强识。在完成自然博物馆的高强度工作中，他度过了自己50岁的生日。

提供极不易得到的青藏高原温泉蛇标本，帮忙征集高山蛙标本，了解兰花螳螂的生长环境……“有困难就找钟老师”，这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口头禅，而钟扬总能提供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看似复杂的生物信息学内容，钟老师举重若轻地在谈笑间就能解释清楚，他是那种浑身洋溢着满满才华和智慧的人，语言表达能力一流，任何事情或话题都能信手拈来，不仅言之有物，还风趣幽默之至。”上海自然博物馆展示工程建设团队成员徐蕾回忆说，只要同事听过一场钟老师的讲座，都会立刻对他“路转粉”。

钟扬是一位很爱讲故事也很会讲故事的科学家。在鲍其泂及同事眼中，钟扬是被科研工作耽误的“段子高手”，工作中，无论碰到什么困难，只要找到他，就会变成妙趣横生的段子，连折磨他许久的痛风和高原反应也成了佐餐的调料。钟扬经常要上台发言，有时候如果痛风发作，他就一瘸一瘸地走上去，自嘲地说，“痛风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痛，一个是来去如风”。

从2003年到2017年，钟扬共撰写、翻译、审校了10本科普著作。去世前，他还有一本科普书籍尚在翻译。这些著作中，《大流感》《科学编年史》《基因计算》都广受读者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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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胡达闻

来源 / 经济日报（记者 李万祥）